李约瑟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说：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20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
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
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当然，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即使有一千个错误，其成就和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看到。然而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
这“礼物”就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科学史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曾说，要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应满足如下6个条件：1、科学修养；2、科研经验；3、熟谙欧洲历史；4、在中国人民中生活的体验；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6、获得中国学者的良好协助。他本人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这6个条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竞争的时代，再想做到这一点简直就难如登天！老实说，要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伟大的著作，以我一孔之见，恐怕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 “领先”又从何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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