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要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一、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评析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评析：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重农抑商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这种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他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

那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呢？

1 经济

从经济方面来看，重农抑商是维护统治的基础，满足了国家政权积累财富的需要。在古代我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为国本”的农业经济型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商”虽然是“士农工商”四大正业之一。但农业却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地租仍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来源。

2 政治

重农抑商的实施有利于社会安定，稳定国家的统治秩序。

《吕氏春秋》指出：“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守，不可以战”。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如今这么高，农业的产量直接决定了人民的生计问题，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连百姓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那这个政权的统治肯定不能长久。反之如果大力大战商业，肯定会使富裕阶层日渐壮大，这样必会导致奢侈浪费，那生产生大量奢侈品的制造业肯定会兴起，这种产业的兴起肯定会导致社会上大量人口放弃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在中国古代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灾荒和战争，农业品生产量的减少势必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秩序。

3 思想

重农抑商的实施有利于维护“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传统和理论思想。其实这涉及了一个公私问题。

首先，“义利之辨，重义轻利”是我国两千年来的思想准则。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大业，是国家之大利。重农就是国家的重义。商是私人之利，为国家之患。在古代许多思想家看来，商业的发展会极大威胁着传统的理论思想。而且，古代的思想家们都比较喜欢谈古，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思想不能改变和废除。
如果真的鼓励发展商业，以古代的社会环境则会照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大力发展商业，肯定会使“士农工商”的顺序遭到冲击，因为商人大多数是穷苦出身，都曾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让他们掌握大量的财富之后，势必会用其钱财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样就会严重威胁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
第二 自古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大量商业活动的产生势必会照成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局面，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局面势必会冲击喜欢均平，寡欲，安于现状的农民生活。
第三 很多人都认为，商人奸诈，农民淳朴。俗话说“无奸不商”，商人通过期满和垄断的手段来获取巨额的利益，这会刺激农民追求财富，败坏农民纯朴的风气。

中国古代阶级的地位由高到低是士、农、工、商，首先说士，在古代文化交流很不方便，一来书很少，二来想买书也不容易，尤其有些书只有贵族和皇室才能有，所以，如果把书读好，考取功名，为官从政自是很受人尊敬，因此士排第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见，大多数人考取功名前皆在种田，而且古代如果种田种得好，经过几代的资本积累，往往会成为地主，而一个地方的望族也往往指这家的男丁多，男丁多自然能种好田，因此能种好田，能积累很多土地也会受人尊重，所以其次为农。但是有的人种不好田，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连土地也没有，只好去学一门手艺，如木匠、铁匠，这样也能姑且维持生计，因为，在别人眼里，虽然工匠没有田地，但他们凭自己的手艺和技术生活，况且有些木匠和铁匠等工匠的技艺还很高超，因此其次工匠受人尊敬，而至于商人，一来他们没有田地，二来又没有手艺，被逼无奈才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例如山西晋商，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村里闹灾荒，被逼无奈才背井离乡，出去经商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就是对这类商人的写照，虽然他们经商挣钱之后大多会回乡置田产，或资助子弟读书，但那是后话了，最开始他们是被视为读书不行、又种不好田、况且还没有什么手艺的人，因此商人在中国古代会遭人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