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拼音与英语的字母几乎是一样的.到底是英语的字母抄袭了中国的拼音,还是拼音仿效了字母???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转引自郑林曦《论语说文》)。 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 ①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③尽量不用变读; ④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⑤采用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 ⑥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 ⑦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 ②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 ④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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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4-23
汉语拼音的古代史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