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怯薛，在蒙古语中是宿卫的意思。成吉思汗组建过万人怯薛，用来充当禁卫亲兵，兼有宫廷伺候与行政差遣的职能。怯薛宿卫分为四个部分，“每三日而一更”，由木华黎、赤老闻、博尔忽、博尔术四代分掌，号称四怯薛。
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国后，设置枢密院、中书省掌管军政事务。此后，怯薛的行政职能明显衰退，转而回归宫廷宿卫的本职工作。然而，怯薛在内廷仍然具备较强的影响力，一直以其特有形式参与朝政。
1、以内制外牵制宰相
中书省成为元代朝廷的新的行政中枢后，怯薛组织与枢密院、中书省之间，长时间处于既协调配合又矛盾冲突的状态。怯薛人员或以内线赞襄，或用圣旨威胁，或暗中上奏弹劾，进行了一系列的以内制外、牵制宰相的相关活动。
元朝帝王的圣旨有两种：一种是汉官书写的诏敕制诰，有点类似唐宋的“外制”；一种是由怯薛中札里赤等书写的玺书圣旨，与唐宋的“内制”比较相似，这种圣旨记录有皇帝对朝政的口头指示，权威性极高。
玺书圣旨一部分由枢密院、中书省的大臣奏请颁布；另一部分则由内廷怯薛奏请颁布，称之为“内降旨”。后者与唐代的“斜封墨敕”性质略同，或者由皇帝近侍先“署事”，或者“不由中书省，直下翰林院”，再交付中书省“准敕施行”。
这种由怯薛控制的“内降旨”，在成宗、武宗年间极为盛行，从1302年到1308年，“内降旨”就有六千三百余道，其内容除“自择名分”，径奏颁旨的别里哥选之外，还涉及：
“田土、户口、金银矿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元史》”
由此可见，怯薛利用“内降旨”，已经越俎代庖，干预了中书省宰相的政务。
怯薛经常向中书省传达皇帝旨意，有时采用口头形式，也难免出现讹传圣旨，使中书省宰相无所适从的情况。他们甚至为将皇帝的“戏言”传为圣旨，谕宰相施行。而宰相对所传圣旨，一般不敢违背。
内廷怯薛以皇帝家臣自居，在皇帝与朝廷行政机构之间扮演着上通下达的角色。宰相顺从怯薛的意愿和利益，就可以得到暗中赞襄而长时间身居高位；反之，怯薛就会在皇帝面前对其群起攻之。
内廷怯薛挟制宰相，并非完全由私人恩怨所导致，主要是内廷怯薛与朝廷省、院、台机构并存的情形下，怯薛利用接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和蒙古旧俗的历史惯性而主动实施的。
2、参与宫廷政变以及皇权更迭
元朝时，由余内廷怯薛以及怯薛“跟脚”的朝中大臣掌握着宫廷机要、禁卫大权，其中勋贵还能参与“忽里台”会议，他们在宫廷政变以及皇位更迭中也能发挥重大影响力。
忽必烈去世后，皇孙铁穆耳、甘麻剌争夺皇位，顾命大臣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力排亲王“违言”，以遗诏胁迫甘麻剌拥戴铁穆耳。三位顾命大臣中的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就是怯薛的“大跟脚”。
燕帖木儿拥戴元文宗时，亲自率领十七名怯薛卫士“兵皆露刃”，“建大义于禁中”。在这次拥戴皇帝事件中，怯薛的宫廷宿卫重权又为燕帖木儿开了很大的方便之门。
怯薛近侍总管机务、宫卫，事关皇帝个人安危与皇位稳固。所以，元朝每一代皇帝都是极力维护自己于怯薛组织的排他性隶属关系，禁止宗王与大汗怯薛交往。皇帝对怯薛组织的控制力稍微减弱，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南坡事变”就是典型案例。
南坡事变指的是元英宗被杀。主要原因是英宗支持拜住主持新政，引起蒙古色目贵族内部的不满，同时还触动到怯薛的利益。怯薛长拜住又无法控制全部怯薛，秃满、铁失、也先铁木儿、秃满迭儿等怯薛近侍勾结朝廷同党弑杀英宗。
南坡事变也表明，怯薛不仅可以再皇位空缺时凭借宫中宿卫大权，参与拥戴新君，还能铤而走险，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威胁皇帝人身安全。
介入御前决策
元代御前决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皇帝听取少数怯薛人员报告政情后作出决策；一是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以及怯薛相关人员共同进奏议政，辅助皇帝决策。在这两种决策方式种，怯薛均能直接影响朝政。
“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宰辅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辍耕录》”
云都赤是皇帝近侍，刚开始陪奏主要是为了护驾。后来，一些内廷近侍怯薛也参与了陪奏，有的负责记录大臣奏事内容，有的掌管大臣进奏的事先“关白”，更多的是在预议朝政，军政财刑无不涉及。
在元代皇帝心中，怯薛是与一般出身的“省院大臣”有别的“近臣”。少数汉人近侍还超越“非国族大臣无得与闻”的规定，也得以参与“兵政机密”。
到元顺帝时，带有云都赤、速古儿赤、宝儿赤等执事官衔的内廷怯薛，仍按照四怯薛轮流值宿的次序，陪同中书省宰相等一起进奏朝廷政务。
按照元朝制度，百官上奏皇帝，必须经过中书省等中枢机构。然而，内廷怯薛“寝得眷近”，可以避开中书省“随时献纳”，“乘间进说无虚时”。
“随时献纳”与直接上奏，既是皇帝交付怯薛的权力，也是怯薛对主子履行的义务。这种直接上奏比起中书省官员“三日一奏事”，显然要方便得多，而且对皇帝的决策影响也比较大。
怯薛介入御前决策，在元代曾引起巨大争议，元朝人刘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曩者近侍衙门往往奏事，干预朝政，省台未免沮抑，事至纷庞——《中庵集》”
其实，在“随时献纳”与直接上奏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法理冲突。如果按照汉法，中书省总览政务，怯薛近侍直接上奏皇帝，确实是“不惜国体，越职犯分”；如果按照蒙古旧俗，怯薛事大汗身边最早的一批内廷事官，他们的行为也是在履行其职责。
由余蒙元一代的政治法律始终是蒙古法与汉法并存的二元体制，所以怯薛介入御前决策，受到中书省等大臣以及许多汉官反对却又能长期延续。
怯薛参与朝政，相当程度表现为怯薛人员的集团性利益扩张活动。一般情况下，不管是谁，只要入籍怯薛，就能得到终生不变的“大根脚”，而与非怯薛官员相区别。
怯薛伺候皇帝可历数朝，达到几十年。怯薛长和执事官的职位世代相传，即使父兄获罪，亦不中断。这又增加了怯薛骨干成员的凝聚力与稳定性。由余怯薛集团性的增加，其介入朝政就不仅限于沿袭旧俗的偶然、零星行为，而表现为维护和延伸本集团利益的行为。
作为蒙古旧制的怯薛，不仅是元朝宫廷宿卫体系的中心，而且构成了长期合法或非法参与朝政的特殊势力，元代朝政长期受到怯薛势力强弱不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