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事实上,宋明两个朝代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也可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升级的阶段。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早在宋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一直到了清末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萌芽了六七百年都没结果吗?这还是萌芽吗?关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宋代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严重的外来打击,没有得到一直延续下去的成长进步的空间。
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先后两次受到外来力量的侵略而中断,第一次是金国的打击导致北宋灭亡,不仅资本主义萌芽中断,而且失掉了北方煤铁资源重合的工业能源基地。这个打击是相当严重的,对以后宋朝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二次是蒙古的打击导致南宋灭亡,这次更是毁灭性的连根拔除。本来经南宋一百多年发展,资本主义已重新萌芽成长,虽然失掉北方煤铁基地,发展有许多不利,但假以时日,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又一次遭受外来侵略的灭顶之灾。
明代更无须多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层出涌现,与外来交流也方兴未艾,此时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清政权入侵统治,同样是灭顶之灾。
这样的分析算是回答了部分质疑。但这样的分析并不能令人满足,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明程度更高、经济力量更发达、已经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宋朝和明朝会如此脆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同样的命运?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也同样脆弱,为什么西方就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不能回避的。
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原因,一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又可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确实是相对脆弱的社会,这点必须承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的脆弱又有其格外特殊的原因,须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趋势来进行整体分析。
外部原因也可分成两方面,一是外部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同,二是本身文化对外部落后民族的作用不同。
下面我们就一层层一个个来分析。
内部原因第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脆弱不稳定。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始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灿烂的文明阶段;如果不能,就可能就此灭亡或者跌入历史循环动荡的怪圈。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作类比,则非常容易理解。虫子化蛹时正是它最无力最脆弱的时候,蛇蜕皮也是如此,妇女怀孕时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萌芽处于关键性突破的时候,正是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如果因为一个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脆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鄙夷不屑,嘲笑唾弃,把经历这种脆弱阶段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低劣的证据,那只能是极端无知。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正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和明朝的中国文明大加挞伐。
可是,西方也经历过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为什么西方没有因其脆弱而被外敌侵略打断?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也是相对欧洲大陆有海峡隔离的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先顺利成长,英国变成强大工业国家之后,才使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的。英国是个岛国,但同时和欧洲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方面欧洲大陆先进的经济、文化、思想、科学能够及时传播到英国,另一方面当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受到外来战争的干涉侵略从而使萌芽中断的危险降到了最低限度。这也是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真正发展起来,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则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是全部原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亚洲的日本像英国一样同为岛国,但并未独立走上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因作为文明发源地、发动机的中国本土的进步道路被堵死,陷入黑暗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之下,成了相对隔绝的封闭系统,缺少经济文化上源源不断的思想刺激、物质刺激,当然就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了。
再来看内部原因的第二个方面。简单说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过于脆弱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一千多年政治制度的进步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外来侵略来临时,整个国家显示出与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极不相称的无力和衰弱。
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就脆弱,但这种脆弱程度也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从理论上说,也并不会比古代长周期王朝的末期更甚。因为处于那个阶段的国家同样处在社会崩溃瓦解的过程中,而且同样缺乏新的力量支持。但我们看到,无论汉末还是唐末,游牧民族的侵略都无力侵占整个中国。东汉灭亡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魏晋,魏晋之后是南北朝,南北朝之后是隋唐,隋唐之后是五代十国,没有一个时期是野蛮民族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
所以宋明被野蛮民族侵略,整个中国全盘沦陷,导致文明倒退,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断,须另找原因。事实上,这样的恶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造成的。而关于这一点,不能仅仅从朝代本身去寻找,而必须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持续时间过长的历史大背景下去寻找。如前所述,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期间经历了几次皇朝盛衰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并非每一次都只是原来社会的简单重复与周期轮回。事实上,每一次循环都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总体来说,这些变化体现出的历史趋势是,王室与政府的界限日益分明、政府结构不断完善、平民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贵族势力不断下降、等级制度不断打破、皇权不断架空、反地方割据意识不断加强。
宋明代的一些政治现象,如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应该说都是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
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得出来。再比如,一个人一条腿长得快,一条腿长得慢,那也定然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宋明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不是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宋明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不断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的,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与经济科技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与此同时,每一个朝代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遭受了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下一个周期又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明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许多,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其不利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