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防止宰相专权采用什么手段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及治事性质之演变1.宰相治事机构的演变
唐朝初年,“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②。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裴炎自门下省长官侍中转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执朝政”③,“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④。自此,政事堂自门下省迁至中书省,此时仍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号‘中书门
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⑤。自此,中书门下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并具有独立的印信。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开元之后,政事堂虽已改名为中书门下,并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与唐朝初年的政事堂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人们仍习惯称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并将中书门下主书称为“堂头”。
五代时,宰相治事机构虽仍为中书门下,但称谓多有变化。后梁、后唐时,中书门下也称“政事堂”、“中书都堂”、“中书政事堂”等。后晋时,为了避高祖石敬瑭名字之讳,天福七年(942)七月下诏:改“中书政事堂为政事厅,堂后官房(堂)头为录事,余为主事”⑥,将宰相机构中书政事堂改名为政事厅,堂头改名为录事。
北宋前期,宰相治事机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史载:“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⑦元丰五年(1082)四月,宋神宗“厘中书为三省”⑧,以“三省以总天下之事”。三省都堂“为聚议之所,参决国论、延见百辟”⑨。自此,三省都堂演变为宰相和执政治事的机构。北宋后期,三省都堂仍为宰相的治事机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太师蔡京依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⑩这里的“都堂”指的就是三省都堂。南宋建炎三年(1129)四月,宋高宗“始合三省为一”(11),宰相治事机构仍习惯称“三省都堂”(12)。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出现了由外朝移至禁中的变化。唐朝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所在的门下省、中书省均在外朝(13),
其中门下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日华门外、中书省在宣政殿西廊的月华门外(14),而北宋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15),宰相治事机构中书开始移至禁中。元丰改制后,宋神宗“以旧中书东、西厅为门下、中书省,都堂为三省都堂”(16),宰相治事机构虽改名为三省都堂,但仍在禁中。中国古代将皇帝的宫中称为禁中,宋代把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2.宰相治事性质由兼职向专职的演变
唐朝开元之前,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也就是说,宰相午前在政事堂议政,午后回本司处理政务,属于兼职性质的治事制度。兼职性宰相治事制度曾对唐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元年间,伴随唐朝政治形势的发展,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个演变始于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唐玄宗“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三个宰相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友善,李“日思所以中伤之”。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并罢政事”,新上任的宰相“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宰相府的大权全部控制在李林甫手中。正如胡如雷先生所说:“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知政事,同年牛仙客拜相,从此形成李林甫一派独霸政事堂的局面。”自开元二十七年四月起,宰相李林甫将吏部“选事悉委”于吏部侍郎宋
遥和苗晋卿,自己“日在政府”,不再回吏部。自此,唐朝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里的“政府,谓政事堂”。开元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自此,唐朝专职宰相治事制度确立,并为五代及宋朝沿用。
二、唐宋时期宰相轮流秉笔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1.唐五代宰相轮流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七月,牛仙客死后,李林甫荐举陈希烈为宰相,陈希烈入相之后,“但给唯诺”,“凡政事一决于林甫”。
(27)接任李林甫宰相职务的杨国忠,不仅在家中决策军政机务,而且还在家中选任官员。《旧唐书杨国忠》载:“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寮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眀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
外。”鉴于李林甫和杨国忠专权的教训,至德二载(757)三月,唐肃宗令“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自此,宰相每十日轮流执笔处理政务成为制度。同时,自唐肃宗朝开始,值班宰相治事可以替代其他宰相署名也成为制度。史称:“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唐代宗大历末年,宰相常衮“独居政事堂”)宰相轮流主政事执笔的制度遭到破坏。
唐德宗即位后,四个宰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实行。贞元九年(793),唐德宗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赵“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自此,宰相赵憬与陆贽不和,百官奏事时,宰相互相推让,都不发表意见。同年七月,又恢复了宰相“旬日一易”(33)的轮流秉笔主政制度。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唐德宗将宰相轮流执笔治事的时间由十日一更替改为“毎日一人执笔”(34),即十日轮流治事制改为一日一更替制。正如宋朝人叶梦得所总结的:“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笔,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35)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宪宗下诏:“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后每日入中书视事。”(36)宰相基本上天天到中书治事。唐朝末年,宰相天天到宰相府治事的制度遭到破坏。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八月,唐庄宗下敕规定:“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趋朝,宰臣即每日中书视事。”(37)恢复了宰相天天到中书治事的制度。
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主政制度。石敬瑭“入洛,以(冯)道为首相”(38)。“旧制,凡宰臣更日知印”(39)。天福四年(939)八月,晋高祖下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冯)道。”(40)自宰相冯道开始,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制度。翌年,唐朝后期以来的宰相集体治事制度被废除。后汉时,宰相府实行的仍是首相主政制度。乾祐元年(948)四月,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汉隐帝“皆委(杨)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杨)邠”。(41)这里的“三相”,指的是窦贞固、苏逢吉和苏禹珪。
唐朝初年,“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②。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裴炎自门下省长官侍中转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执朝政”③,“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④。自此,政事堂自门下省迁至中书省,此时仍无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号‘中书门
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⑤。自此,中书门下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并具有独立的印信。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开元之后,政事堂虽已改名为中书门下,并成为专门的宰相治事机构,与唐朝初年的政事堂有了明显的差别,但人们仍习惯称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并将中书门下主书称为“堂头”。
五代时,宰相治事机构虽仍为中书门下,但称谓多有变化。后梁、后唐时,中书门下也称“政事堂”、“中书都堂”、“中书政事堂”等。后晋时,为了避高祖石敬瑭名字之讳,天福七年(942)七月下诏:改“中书政事堂为政事厅,堂后官房(堂)头为录事,余为主事”⑥,将宰相机构中书政事堂改名为政事厅,堂头改名为录事。
北宋前期,宰相治事机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史载:“中书门下在朝堂西,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⑦元丰五年(1082)四月,宋神宗“厘中书为三省”⑧,以“三省以总天下之事”。三省都堂“为聚议之所,参决国论、延见百辟”⑨。自此,三省都堂演变为宰相和执政治事的机构。北宋后期,三省都堂仍为宰相的治事机构。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太师蔡京依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⑩这里的“都堂”指的就是三省都堂。南宋建炎三年(1129)四月,宋高宗“始合三省为一”(11),宰相治事机构仍习惯称“三省都堂”(12)。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出现了由外朝移至禁中的变化。唐朝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所在的门下省、中书省均在外朝(13),
其中门下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日华门外、中书省在宣政殿西廊的月华门外(14),而北宋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15),宰相治事机构中书开始移至禁中。元丰改制后,宋神宗“以旧中书东、西厅为门下、中书省,都堂为三省都堂”(16),宰相治事机构虽改名为三省都堂,但仍在禁中。中国古代将皇帝的宫中称为禁中,宋代把宰相治事机构设置在禁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2.宰相治事性质由兼职向专职的演变
唐朝开元之前,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也就是说,宰相午前在政事堂议政,午后回本司处理政务,属于兼职性质的治事制度。兼职性宰相治事制度曾对唐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元年间,伴随唐朝政治形势的发展,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个演变始于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唐玄宗“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三个宰相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友善,李“日思所以中伤之”。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并罢政事”,新上任的宰相“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宰相府的大权全部控制在李林甫手中。正如胡如雷先生所说:“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知政事,同年牛仙客拜相,从此形成李林甫一派独霸政事堂的局面。”自开元二十七年四月起,宰相李林甫将吏部“选事悉委”于吏部侍郎宋
遥和苗晋卿,自己“日在政府”,不再回吏部。自此,唐朝宰相治事制度开始由兼职向专职演变。这里的“政府,谓政事堂”。开元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自此,唐朝专职宰相治事制度确立,并为五代及宋朝沿用。
二、唐宋时期宰相轮流秉笔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1.唐五代宰相轮流主政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七月,牛仙客死后,李林甫荐举陈希烈为宰相,陈希烈入相之后,“但给唯诺”,“凡政事一决于林甫”。
(27)接任李林甫宰相职务的杨国忠,不仅在家中决策军政机务,而且还在家中选任官员。《旧唐书杨国忠》载:“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国忠使胥吏于私第暗定官员,集百寮于尚书省对注唱,一日令毕,以夸神速,资格差谬,无复伦序。眀年注拟,又于私第大集选人,令诸女弟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
外。”鉴于李林甫和杨国忠专权的教训,至德二载(757)三月,唐肃宗令“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自此,宰相每十日轮流执笔处理政务成为制度。同时,自唐肃宗朝开始,值班宰相治事可以替代其他宰相署名也成为制度。史称:“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唐代宗大历末年,宰相常衮“独居政事堂”)宰相轮流主政事执笔的制度遭到破坏。
唐德宗即位后,四个宰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实行。贞元九年(793),唐德宗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赵“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自此,宰相赵憬与陆贽不和,百官奏事时,宰相互相推让,都不发表意见。同年七月,又恢复了宰相“旬日一易”(33)的轮流秉笔主政制度。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唐德宗将宰相轮流执笔治事的时间由十日一更替改为“毎日一人执笔”(34),即十日轮流治事制改为一日一更替制。正如宋朝人叶梦得所总结的:“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笔,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35)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宪宗下诏:“司徒杜佑筋力未衰,起今后每日入中书视事。”(36)宰相基本上天天到中书治事。唐朝末年,宰相天天到宰相府治事的制度遭到破坏。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八月,唐庄宗下敕规定:“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趋朝,宰臣即每日中书视事。”(37)恢复了宰相天天到中书治事的制度。
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主政制度。石敬瑭“入洛,以(冯)道为首相”(38)。“旧制,凡宰臣更日知印”(39)。天福四年(939)八月,晋高祖下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冯)道。”(40)自宰相冯道开始,后晋确立了首相当班掌印制度。翌年,唐朝后期以来的宰相集体治事制度被废除。后汉时,宰相府实行的仍是首相主政制度。乾祐元年(948)四月,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汉隐帝“皆委(杨)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杨)邠”。(41)这里的“三相”,指的是窦贞固、苏逢吉和苏禹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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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3-08-11
宋代时期防止宰相专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手法,削弱相权。宋太祖首先在军事上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牢牢地控制军队,并控制对军队的调动,使禁军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经常调换军队将领,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在中央,宋太祖防止宰相权力过大,采取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第2个回答 2017-06-04
六部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