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屈辱历史

有点多，实在不好意思
太屈辱，所以多......
近代时期战争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 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 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 捻军起义
1852年(清咸丰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 武汉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3月 江宁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5年5月 太平军北伐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6年4月 太平军西征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7年12月 镇江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55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 大成国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10月 湘军攻武汉之战
1855年(清咸丰五年)1月至2月 湖口之战
1856年(清咸丰六年)2月至6月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6年(清咸丰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 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 石达开远征
1858年(清咸丰八年)8月至9月 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清咸丰八年)11月 三河大捷
1858年(清咸丰八年)12月至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 黔西南回民起义
1859年(清咸丰九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清咸丰九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60年(清咸丰十年)2月至5月 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清咸丰十年)5月至6月 楚雄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9月至1861年9月 安庆之战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6月 二郎场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至1864年4月 浙江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 天京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清同治元年)至1873年 甘肃回民起义
1865年(清同治四年)5月 高楼寨之战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灞桥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至十年)至1871年 金积堡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5月 黄飘之战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 纸桥之战
1876年(清光绪二年)至1878年 收复新疆的战争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 中法战争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 第二次纸桥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 马尾海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10月 淡水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冬至1885年春 宣光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2月至3月 镇海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3月 镇南关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黄海海战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月至2月 威海之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 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 南京之战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至1916军6月 护国战争
1917年(民国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

条约：
一、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 英国
二、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10月8日 英国
三、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四、望厦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五、北京条约 1860年9月21日 俄国
六、马关条约 1895年4月4月17日 日本
七、辛丑条约 1901年9月9月7日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历史的车轮带给了我们文明和进步，中西文化的发展进程诉说着血和泪的历史，差异让我们更加正视自己。
汉使甘英千里西行寻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过。可这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是无法泯灭的。几十年后，当大秦使臣从遥远的西方一路风尘来到东土时，迎接他们的却已是走向没落的东汉王朝。历史的见证者秉笔记下，中西方之间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间的轻然接触，迸发出激烈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也必是两种文明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欧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华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这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两个文明得到了发展。
1、思想、宗教: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
　　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
　　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
　　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
　　2、军事、外交:
　　当文明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人殉的残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时候，为何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还有那么多人目睹着血腥？为何斯巴德克的起义将士仍被活活钉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两旁？在我的主观世界里，中国文明有着它独有的温柔。
　　又过了千多年。
　　西方教会的警铃不断响起，西欧人不停地大喊“黄祸来了”。等他们组织好东征的十字军，迎接他们的却只有惨痛的失败。只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来自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骁骑，成吉思汗的子孙。只因为他们无论是用来制造冷兵器的炼铁术、钢柔术，还是从火铳火炮里发射出的火药，它们都来自于中国。当然，中国人有理由将它们运用得更加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派为正宗，本就注定了这个文明的内向性，也只有边远的中国少数民族才会创造这样不朽的旷世奇勋。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从罗马城下一直到中国的东海岸，辽阔的元版图。
　　后来，马可?波罗来了，他的游记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寻金梦。西方人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指南针疯狂地航海扩张，可在中国，指南针却被方术士用来看风水，为死者选择万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国变得落后，利马窦来了，刮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之风。再后来，马噶尔尼来了。乾隆皇帝却礼貌的拒绝了他，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觉醒。
　　狂热的西方人脑子里充斥着扩张与掠夺。中国人却总是追求着自给自足。这是历史的矛盾，渐渐变得不可调和。
　　南京，刘家港。六百年前，郑和的船队在这里起锚。他与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黄金或是珠宝。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与天威的广播。没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队归于结束。而西方的航海事业却愈加兴旺。迪亚士知道了好望角，达迦玛来到了印度，而麦哲伦周游了整个地球。西方人在扩张中强大。郑和之后四百多年，中国王朝已变得懦弱不堪。还是在南京，静海寺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上了失败方的名字：牛鉴、耆英、伊里布。
　　中国人到底是有志气的，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不会使我们屈服。勇敢的人们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阳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调夷之仇敌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天朝上国终于放下高傲的架子，向从前的学生学习了。
　　不用不理解，为什么像拿破仑那样的伟人在滑铁卢之后也会选择投降。他本应该为他的法兰西母亲捐躯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国人更重气节。头颅可断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丢。人活一口气，就是死，脊梁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换回一条命以求东山在起，如果不觉得可耻，那是在你们英国。我，惟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我的脚下是中国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决不允许强盗的军舰在这里肆虐。无须多言，水师若败，惟有战至船尽人没而已。”1895年，身临绝境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是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手下洋员的劝降。
　　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
3、思维方式：
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自西方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以后愈趋明显，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西文化差异若用现代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来概括，中国人重“内”，西方人崇“外”。正因如此，使中国人文科学发达，而西方自然科学领先。但奇怪的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观念，比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明显优质，而且更符合自然法则。中华文化这一接近事物本质的闪亮和合理的观念，却没能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此点尤应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中国人喜欢从动态中观察分析事物，西方人习惯从静态中观察分析事物。中国人善于把握整体，注重平衡，习惯从整体中看个体；西方人喜欢化整为零，注重分析，习惯从个体中看整体。此点也同样促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斗智，因而棋术十分发达；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体育甚为突出。中国人历来不重视体育，认为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喜欢用静坐练气，疏通经脉，平衡心态来达到除病延寿之目的。在政治方面，中国人重视集体主义，先团体，后个人，故使中国人容易宽容与忍辱，也利团结合作，但却容易滋生平均主义，公有思想。西方人喜爱竞争冒险，个人奋斗，注重功利，这是西方较早较快进入商业文明的原因，而有极易产生资本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责任，西方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需要。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看到胜利时还会回头看看失败，试图从失败中寻找出一些教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观西方人却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顾后面，连前面有多少障碍都很少顾及，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表层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地域差异和人种不同，是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进而导致文化不同，从而决定思维方式不同。
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在汝边”，中国人老子亦说：“道不远人”。中国唐朝文化当时称雄世界，然而唐人还容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还是中国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点，而又为什么中国明朝中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没有找到契合点？确实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者说是上帝的力量，此种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和平相处。
应当注意，一个民族最大最具特色的优点，有时恰好是它最大最难克服的缺点（实际上，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对立物两极相通”。比如，中国人重“恕道”，又能“忍辱负重”，推崇“大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恰恰这一点，却容忍和顺从了封建君主集权制度，又使在西方无处落脚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仍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文化。依笔者之见，后者不用说，而前者如果将“迎合”改为“容忍”，似乎更为客观。再观西方人，好斗、冲动，想征服世界，但世界并未被征服，而欧洲的版图却四分五裂，国小人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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