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大唐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
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
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将军，再处治县尉，老虎苍蝇一起打。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臣便不奉诏。
唐玄宗本来不乐意，见韩休坚定不移，只好同意。
玄宗对这位谏臣一向敬重，每次稍有过失，就左顾右盼说：“韩休知否？”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送到眼前。
可能是韩休老是刺到他的痛处，皇帝日渐消瘦。左右侍从就问唐玄宗，自从韩休拜相，大家（唐代宫中近臣对皇帝称呼）时常闷闷不乐，为何不将他罢免呢？
唐玄宗却说：“吾虽瘠，天下肥矣。”朕瘦了，百姓就胖了。韩休虽然喜欢顶撞，但我听他谏言，反而睡得安稳。朕用韩休，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当时谁又能想到，安史之乱，会将唐玄宗的人生割裂为两半。这位开创盛世、从谏如流的一代英主，后来成为诗人笔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
旧史多认为，安史之乱的祸端，在于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倦怠国政，如《资治通鉴》言：
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安史之乱的锅总不能让李隆基一个人背。
开元盛世背后，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
1 开元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大力推行改革，盛世之景如日方升。史称：
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
“救时宰相”姚崇能谋善变，其继任者宋璟老成持重，二人性格迥异，却同心合力，为开元盛世铺平道路。然而，贤相主政的另一面，是接连不断的党争和日益集中的相权。
姚崇初秉大权，原本不敢擅自用事，每次有官员升迁之事，都要请示玄宗。一日，他一如往常，向唐玄宗汇报哪些员工要升职加薪，皇帝却置若罔闻，不发一语。
姚崇很慌，以为自己得罪了玄宗，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宦官高力士也不知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朝后问道：“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到中书省宣旨时顺便告诉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唐玄宗为姚崇和宋璟大开方便之门，实质上也是赋予宰相特权。
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先后上台，都是实质上的“首相”。
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空缺，宋璟为侍中时，玄宗特意不任命中书令。
用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是委员制变成领袖制。一方面，集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姚崇和宋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另一方面，集体负责制变成个人负责制，容易造成宰相独裁。
如此政府，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的政敌张说（yuè）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
张说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姚崇的死对头。他虽然是开元年间名臣，但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
唐玄宗再次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逐渐好大喜功，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