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社会经济在唐宋间的高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因战乱，社会经济发展时断时续。同样与战乱有关，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开发南方的历史意义，至此展露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转移并不意味着北方已经全面落后，北宋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农业手工业经济并不落后，在宋代经济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总体上看，是北不如南；而这样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进着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也被广泛使用于水田了；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那里：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在全国贩运茶叶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茶树、桑树、漆树、竹子广泛栽植。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南方人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着漆器，编织着竹器，纺织着精美的丝织品。在过去是北方出绢帛，南方产麻布，南方也有精湛的制造技艺。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景德镇已经变为天下瓷都。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际成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进展。 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交流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沟通着当时的关东与关中，东南与西北；长江庞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来就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大。如长安，在一开始建设规划是市区、作坊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的，中唐以后，店铺沿街鳞次而立的趋势显著加强；宋的都城开封，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去，简直就是一个商业都会。城市建筑格局发生了大的变化，城市中的经营者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即行会；货币在交换过程中比重增大，“僦柜”和“飞钱”出现了，北宋纸币“交子”也流通起来了。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宋代伎艺商品化的……突出特点是，从京城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子、商贾，都可以出资雇用乐户艺人，随时演出。”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如此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当然新的文艺表现着新兴市井阶层的思想意识，但在说话人的讲古说今中，在戏剧搬演着历史的故事时，民众更接受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活观念。这不仅沟通着古今，也沟通着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一般民众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国家办学来得还要普及和深入，它们促进着民智的开发。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民力发展的时代，除上述的表现之外，是科技方面的发明。让中国人自豪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火药、指南针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际发明或广泛应用的。指南针的再发现最能说明问题。据载战国时中国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创造性的生产生活实践激发科学技术的高涨这条规律，在指南针的应用上得到印证。对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老问题，由此也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社会生产在唐宋以后，没有继续更深更广地拓展前进。有一项小发明的遭遇很能说明科技与生产需求的关系，宋代有一种“走马灯”的游戏，透明的灯笼里点上蜡烛就可以自动旋转。英国人瓦特受沸水顶起壶盖的启发，发明了蒸汽机，走马灯的游戏实际利用的是热气的动力学原理。但是由于没有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做背景，在那时就只是把它当成游戏了。社会文化的日益高涨的需要，却刺激了印刷术的革命性变化。民力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应运而生。它的发明者是—位制版工平民毕异。记载生产和科技进步的文献多了起来。晚唐的文学家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述了各种农具，其中就有曲辕犁。“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问世于北宋；《耒耜经》和《梦溪笔谈》都成于文人雅士之手，农具和一般科技的进步，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见其势头之大。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几个高潮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另一个就是唐宋之际，每个时期都是生产开发的高涨期。
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在当时，人们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视为夷狄对中华的祸乱，“夷夏”观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时伴随的是回纥(回鹘)人在中原的横行，吐蕃人对唐的掠夺及在西北的长期盘踞，都使唐朝越发衰败，种族意识越发高涨，以至演变为仇视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领导的暴动曾杀死扬州的波斯商人数千人，黄巢起义也在广州攻击过胡商。种族意识的觉醒在五代随着北方异族的侵害及两宋时期与夏辽金元的对峙，变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这激发了唐宋由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振作和以变法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的读书人，因身处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诗尚文，精神是昂扬的。但那时的昂扬多系念于一己的功名事业，或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前者如边塞诗的高歌，后者如田园诗派的吟唱。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中唐思想界、文学界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思想两方面的变化在这些人身上分别表现出来。韩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个从尧、舜、禹、汤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统”，并认为这个“道统”至孟子而失传，今天得由他加以继承光大，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此相辅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视为“夷狄”之教、思想异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学侣李翱，则以对儒家学说中的“心”“性”内涵的初步发挥，应和韩愈的“道统”之说。柳宗元、刘禹锡一方面参与现实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如《封建论》、《非国语》、《天论》、《天对》等文字，或着意于从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问题，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误。白居易则代表的是诗歌创作向传统的回归倾向。他所领导的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实际有意恢复着《诗经》、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韩愈到孟子那里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则皈依经学一脉。中唐时期儒家经典之学也形成一时风气，如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左传》之学。文化的道统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发之而为文章为诗歌，韩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学问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围和规模。 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唐代有所谓“牛李党争”，但基本是在暗弱皇帝的朝廷里争权、闹意气；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土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