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强调严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毕至，“必有大赏”。“五失”（夸以，贵以泰，擅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犯一，则予重罚，甚至处死。特别是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官吏断案不当或有意失轻失重，分别为“失刑”罪、“从囚”罪和“不直罪”，各“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曾 “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 记·秦始皇本纪》）。
对官吏的考绩，仍以上计为主，“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通典·职官·县令》）。每3年考课治绩1次，以定黜陟。官吏的升迁，有循序而升的“平升”，有等而升的“巨升”。中央官吏多由地方官升任，宰相多由御史大夫升补。考课中没有治绩的官吏，轻者申诫，重则罢降。汉代对于枉法受赇的官吏惩罚也较严，郡县守令贪赃枉法常处死刑。九卿一类高官，犯重罪虽可处死，但不加捶扑，小吏则不在此限。 对官吏的考绩，大体因袭汉制，而有所变通。如改3年考课为1年。《晋书·杜预传》说：“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考课由尚书、侍中负责，所谓“掌建六材，以考官人”、“综理万机，以考庶绩”（《艺文类聚》卷48，引王昶考课事）。至南朝战乱纷离，士族擅权，考课之法成为虚文。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改革，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六品以下，由尚书重问，五品以上，由孝文帝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魏书·帝纪》）。 对于官员的考绩，按功过分 9等，流内官考核的标准是“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四善”之外还有属于公务方面的“二十七最”，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等等。凡属“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新唐书·百官志一》）。流外官的考核分为4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文献通考·选举考》）。考核之后，依照等级，或进阶加禄，或保留原阶原禄，或予解任。唐负责考绩之官有处分权，但如“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依“贡举非其人”法减一等论罪（《唐律·职制律》）。
实行三年一考核，并改唐时“四善”为三等，但宋代考课一般重视年资，官员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以升迁。因此，官员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唯恐承担责任，以致腐朽的官气暮气笼罩整个宋朝政府。 明初，鉴于元末官吏贪渎，危害百姓，促起民变，因此强调吏治。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课朝觐官，“称职而无过者为上……有过而称职者为中……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明代考课分考满与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为三等：称职、平常、不称，以定黜陟。后者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察内外官吏。京官三年一察，四品以上官自陈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别优劣或降调，或致仕，或闲住，为民，具册奏请，叫作“京察”。州县外官由布政司考核，每3年册报吏部，以定去留，谓之“大计”。地方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盐运司五品以上，任满黜陟，也由皇帝裁决。因大计而受处分的官员，永不叙用。明朝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主持考绩，结论不当者可以辨白，任情毁誉失实者，连坐。
“京察”和“大计”均仿明制。考核的方法是：京官三品以上和地方总督、巡抚自陈政事得失，以下由吏部、都察院考核。考核的标准为四格：守、 政、 才、年；八法：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考核一等加一级，二、三等照旧任职。罢软无为、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大计则由藩、臬、道、府、州、县逐级查其所属，申报督抚。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两种。卓异者自知县以上，引见候旨。犯八法者或劾或特参，因大计而受处分不得还职，在考课中如有冒滥徇私，按保举连坐法治罪。清朝对官吏的处分，一般由吏部或都察院拟定，特殊的由皇帝降旨裁决。最重的处分是交刑部治罪，或斩、或遣戍边疆。初遣戍者经一定时间可以释回起用其次是革职，其中较重的加“永不叙用”4字，轻者加“留任”2字。再次是降职调用，自一级至五级不等。督抚对属员可以随时参劾、调动。
职官的监督弹劾 战国时，御史便握有监督百官的职能，《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说：“执法在旁，御史在后，”不敢放量饮酒。至秦汉，监督弹劾制度初具规模，《通典·职官一》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又置御史大夫，秦、汉为纠察之任”，并以“御史监郡”。汉代由御史中丞（后改为御史大夫）执掌监督弹劾权。汉武帝划分全国为十三部作为监察区，派御史负责监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豪强势力，京师地区设司隶校尉执掌监察。东汉时期，每逢朝会，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相当于宰相的尚书令各据一席，被称为“三独坐”。至唐代，监察机构的规模更加扩大，以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组成，而统辖于御史大夫。台院侍御史负责弹劾纠举违法的官吏，“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必趋出，立朝堂待罪”（《新唐书·宗楚客传》）。殿院侍御史负责纠弹殿庭供奉中违反仪式礼节的事件。察院监察御史“分察巡按郡县”，并可处理地方狱讼等事务。由于御史“临制百司，纠绳不法”，“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唐会要·御史台》），所以唐睿宗说：“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唐大诏令集·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明时，朱元璋以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认为“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明史·职官志》）。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并设置十二道监察御史，清袭明制，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清史稿·职官志》）。
封建时代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形式主要有面劾、奏劾、复劾、案劾、重劾、共劾、覆劾、自劾等。如涉及重大事情，允许被弹劾者与弹劾者“于帝前争论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但对于弹劾是否有效，由皇帝掌握决定权。或者“严旨谴责”、或者“有诏勿劾”，一般说来，在政治开明时期，御史行使弹劾权的阻力较小，敢于对不法官吏进行弹劾。御史的监察弹劾权是附着于皇权的，它所起的作用大小，都取决于皇帝，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