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从晚唐开始,中国又进入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中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建筑也从唐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但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都有不少提高与突破。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尽管一般比唐朝小,但曲线柔和、形态细腻、装饰华丽,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宋代建筑在结构与构造上十分成熟,有了十分完备的体系,掌握了寓装饰与结构为一体的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建筑细部的装修也趋于细密而繁缛。代表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也作了严密的限定,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宋代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城市,已经没有了封闭的里坊与市场,也取消了宵禁制度。宋代都城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完全呈现出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城市街道比较狭窄,有密集的临街商镝。由于人口较多,建筑密度较大,经常失火,因此城内出现了城市消防系统,如专设的望火楼,在街坊中有军巡铺,铺内置有防火、救火的铁铲、铁钩,一旦发生火灾,军巡铺出动救火,不劳百姓。
辽代时曾在今北京城西南建辽南京城,宫殿位于城内的西南部分。金代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城市规模,建立了金中都城,宫城位于城中央,略呈与宋汴梁相似的内外三套方城制度。
宋代的砖石建筑水平不断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佛塔和桥梁。浙江杭州灵隐寺塔、河南开封繁塔及河北赵县的永通桥等均是宋代砖石建筑的典范。
在园林建设上,宋代改变了汉唐时期大型真山真水式的园林风格,更加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规模也大大缩小,园林内以山水景观与亭台楼榭为主。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徽宗建造的东京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主山寿山,岗连阜属,西延为平夷之岭;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亭台楼阁因势布列。汴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琼林苑与金明池,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也是典型之作。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宋代建筑大量使用油漆,由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社会思想所致。
在陵园建筑上,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都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此外,宋代改变了唐代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的制度,而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位于巩县的宋陵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和唐陵一样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所不同的是唐代下宫建筑在陵墓南面偏西处,而宋代建筑在陵墓北面偏西处。
宋代建造陵墓讲究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丙壬方位(北方偏西的方位)。
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族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辽现存的陵园有两处,一是辽祖州城西的辽祖陵,一是辽庆州城北的辽庆陵。辽葬制的主要形式为石棺葬。石棺内的尸体套有铜丝网罩,死者服饰皆为左衽、捍腰、套裤,显示了辽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例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太祖陵,一道宽约七十米的山口为陵园的天然门户,两旁是悬崖峭壁,入园门便是四面环山的绝谷。谷内林木参天,清泉漫流,景色佳绝。辽太祖陵墓就坐落在山谷西边的高地上。祖陵原地面建筑十分宏丽,但在金代曾经遭受破坏。现在陵园四周散布着砖瓦、碑石块等。地宫墙身遗迹已暴露地面,享殿略有遗存。在丛林涧沟中还有一具石翁仲,其头部和右臂残缺,身穿箭袖窄袍,腰束带,中结双纽,两手交叉,左手握住右腕,背脊拖出一条长辫,表情自然,衣纹流畅,其雕刻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契丹民族的古朴风格。
西夏的陵园坐落在宁夏银川西部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和七十多座贵戚、功臣陪葬墓。由于西夏李氏贵族与唐宋政权交往频繁,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园平面仿照宋代大建筑群,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以象征西夏统治权威。陵园还体现了西夏文化独特的葬制,其表现为墓道底部铺设横木,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建筑有护墙板,以及墓室前有多层宝塔式陵台建筑等。另外,西夏王陵还有一些不同于宋陵的独特风格:宋陵是单城呈正方形,而西夏陵是重城呈长方形;宋陵灵台就是墓室,而西夏陵的灵台位置在墓室前,并非起灵台的封土标志,而是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塔式楼阁建筑;西夏陵园内没有附葬的后陵。
西夏王陵每个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四角建有角楼标志陵园界址,由南往北排列有门阙、碑亭、外城、石像生、内城、献殿和灵台。雕龙栏杆、莲花柱础、琉璃兽石勾头、兽面和花卉滴水、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夏王陵陵园建筑的宏伟和华丽。虽然西夏著字院推行篆书,但汉字仍在民间和官府通用,这种情况在陵寝制度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仁宗赵仁孝的寿陵碑亭遗址有东西两处,东碑亭为汉文楷书,书法遒劲,刻工娴熟,西碑亭为西夏篆书,两种文字并用,说明中原与西夏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最初活动在黑龙江境内的阿什河流域,随着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南下,在中都(北京)大房山营建山陵,以后金代帝王均葬于此,现存帝陵遗址十七座。金陵陵园规模宏伟,气势非凡,琉璃瓦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汉白玉的石碑以及高大的石像生错落在苍松古柏之中。可惜明代以后,大房山金陵连遭兵毁,清代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原貌,又被兵匪多次盗掘,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元代(公元1206—1368年)的中国是一个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建筑发展也基本处于凋敝状态。元代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
由于元朝统治者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蒙古人属于游牧部落,主要以移动的帐殿与毡帐为房屋。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建造具有定居性质的都城与宫殿。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曾建有都城哈剌和林。城内的西南部分,是蒙古大汗的宫殿。后来,又建造了位于内蒙古的上都城。随着蒙古统一中国,元统治者在原金中都的东郊离宫万安宫及其山水环境的基础上,营造了元大都城。大都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明清两朝皇城的规模就是这一时期创建的。元大都将金代离宫中的大面积山水环境括入城市中,滨水营造了宫城与皇城。并以宫殿的中轴线为城市的中轴线,形成了与《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皇城以北,海子(北方对湖的称呼)以东,设立了中心阁与中心台,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从而确定了大都城的平面格局。
元大都城的宫殿分大内宫殿、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三组宫殿建筑群,围绕着海子与太液池,形成优美的山水宫苑环境。皇城以北仍留有大片水面,与通惠河相连,供南北商船聚集交易。
元代大内宫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大明殿,是天子举行登基、正旦等大型礼仪的正殿;后部为延春阁,是天子与后妃起居的后宫。两组建筑均为“工字殿”形的平面格局。殿两旁还有附属的殿堂。宫殿内使用方形石柱,及经过打磨的石地面,并铺有地毯,或挂有壁毯。大内宫殿的后部建有浴池、戏楼等建筑。宫城之后为皇家御苑,西临太液池。
兴圣宫内建有对称格局的园林,以环绕方形水池对称布置成十字脊殿、棕毛殿、畏吾尔殿等,点缀以蒙古人喜欢的白琉璃瓦顶,创造出一种具有异域风格的园林景观。蒙古人尚白,除了在宫殿中使用白琉璃瓦屋顶外,还建造了尺度宏伟的妙应寺白塔,与其东边的宫苑山水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元大都城市景观。
另外,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总而言之,宋代的建筑风格虽不再有唐代的雄浑、阳刚之美,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自己时代气质的阴柔之美,建筑造型更加多样。辽早期从唐和五代各国掠走很多汉人工匠,因而其建筑在风格上受唐代建筑影响很深,在细部上则带有五代时期的一些特征,风格雄壮。宋兴起后,辽中晚期的建筑又受到宋代建筑的影响,但与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显得古拙而粗犷。西夏建筑则同时受到西域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影响,别具特色。金代建筑在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建筑繁缛、纤细的特点,装饰上比较精密细腻。如山西应县净土寺藻井,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大殿的殿门,都是十分精密细巧的金代装饰。其宫殿建筑大量使用黄琉璃瓦和红宫墙,创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对以后各代的同类建筑影响深远。此外,金代木构建筑的移柱、减柱等扩大室内空间的结构变革也愈演愈烈。元代由于领土广阔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如喇嘛塔、盔形屋顶等。汉族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元代也有所变化,如在官式木构建筑上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木料等,使元代建筑有一种潦草直率和粗犷豪放的独特风格。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尽管一般比唐朝小,但曲线柔和、形态细腻、装饰华丽,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宋代建筑在结构与构造上十分成熟,有了十分完备的体系,掌握了寓装饰与结构为一体的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建筑细部的装修也趋于细密而繁缛。代表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也作了严密的限定,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宋代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城市,已经没有了封闭的里坊与市场,也取消了宵禁制度。宋代都城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完全呈现出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城市街道比较狭窄,有密集的临街商镝。由于人口较多,建筑密度较大,经常失火,因此城内出现了城市消防系统,如专设的望火楼,在街坊中有军巡铺,铺内置有防火、救火的铁铲、铁钩,一旦发生火灾,军巡铺出动救火,不劳百姓。
辽代时曾在今北京城西南建辽南京城,宫殿位于城内的西南部分。金代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城市规模,建立了金中都城,宫城位于城中央,略呈与宋汴梁相似的内外三套方城制度。
宋代的砖石建筑水平不断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佛塔和桥梁。浙江杭州灵隐寺塔、河南开封繁塔及河北赵县的永通桥等均是宋代砖石建筑的典范。
在园林建设上,宋代改变了汉唐时期大型真山真水式的园林风格,更加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规模也大大缩小,园林内以山水景观与亭台楼榭为主。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徽宗建造的东京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主山寿山,岗连阜属,西延为平夷之岭;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亭台楼阁因势布列。汴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琼林苑与金明池,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也是典型之作。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宋代建筑大量使用油漆,由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社会思想所致。
在陵园建筑上,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都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此外,宋代改变了唐代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的制度,而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位于巩县的宋陵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和唐陵一样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所不同的是唐代下宫建筑在陵墓南面偏西处,而宋代建筑在陵墓北面偏西处。
宋代建造陵墓讲究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丙壬方位(北方偏西的方位)。
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族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辽现存的陵园有两处,一是辽祖州城西的辽祖陵,一是辽庆州城北的辽庆陵。辽葬制的主要形式为石棺葬。石棺内的尸体套有铜丝网罩,死者服饰皆为左衽、捍腰、套裤,显示了辽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例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太祖陵,一道宽约七十米的山口为陵园的天然门户,两旁是悬崖峭壁,入园门便是四面环山的绝谷。谷内林木参天,清泉漫流,景色佳绝。辽太祖陵墓就坐落在山谷西边的高地上。祖陵原地面建筑十分宏丽,但在金代曾经遭受破坏。现在陵园四周散布着砖瓦、碑石块等。地宫墙身遗迹已暴露地面,享殿略有遗存。在丛林涧沟中还有一具石翁仲,其头部和右臂残缺,身穿箭袖窄袍,腰束带,中结双纽,两手交叉,左手握住右腕,背脊拖出一条长辫,表情自然,衣纹流畅,其雕刻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契丹民族的古朴风格。
西夏的陵园坐落在宁夏银川西部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和七十多座贵戚、功臣陪葬墓。由于西夏李氏贵族与唐宋政权交往频繁,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园平面仿照宋代大建筑群,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以象征西夏统治权威。陵园还体现了西夏文化独特的葬制,其表现为墓道底部铺设横木,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建筑有护墙板,以及墓室前有多层宝塔式陵台建筑等。另外,西夏王陵还有一些不同于宋陵的独特风格:宋陵是单城呈正方形,而西夏陵是重城呈长方形;宋陵灵台就是墓室,而西夏陵的灵台位置在墓室前,并非起灵台的封土标志,而是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塔式楼阁建筑;西夏陵园内没有附葬的后陵。
西夏王陵每个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四角建有角楼标志陵园界址,由南往北排列有门阙、碑亭、外城、石像生、内城、献殿和灵台。雕龙栏杆、莲花柱础、琉璃兽石勾头、兽面和花卉滴水、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夏王陵陵园建筑的宏伟和华丽。虽然西夏著字院推行篆书,但汉字仍在民间和官府通用,这种情况在陵寝制度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仁宗赵仁孝的寿陵碑亭遗址有东西两处,东碑亭为汉文楷书,书法遒劲,刻工娴熟,西碑亭为西夏篆书,两种文字并用,说明中原与西夏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最初活动在黑龙江境内的阿什河流域,随着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南下,在中都(北京)大房山营建山陵,以后金代帝王均葬于此,现存帝陵遗址十七座。金陵陵园规模宏伟,气势非凡,琉璃瓦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汉白玉的石碑以及高大的石像生错落在苍松古柏之中。可惜明代以后,大房山金陵连遭兵毁,清代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原貌,又被兵匪多次盗掘,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元代(公元1206—1368年)的中国是一个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建筑发展也基本处于凋敝状态。元代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
由于元朝统治者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蒙古人属于游牧部落,主要以移动的帐殿与毡帐为房屋。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建造具有定居性质的都城与宫殿。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曾建有都城哈剌和林。城内的西南部分,是蒙古大汗的宫殿。后来,又建造了位于内蒙古的上都城。随着蒙古统一中国,元统治者在原金中都的东郊离宫万安宫及其山水环境的基础上,营造了元大都城。大都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明清两朝皇城的规模就是这一时期创建的。元大都将金代离宫中的大面积山水环境括入城市中,滨水营造了宫城与皇城。并以宫殿的中轴线为城市的中轴线,形成了与《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皇城以北,海子(北方对湖的称呼)以东,设立了中心阁与中心台,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从而确定了大都城的平面格局。
元大都城的宫殿分大内宫殿、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三组宫殿建筑群,围绕着海子与太液池,形成优美的山水宫苑环境。皇城以北仍留有大片水面,与通惠河相连,供南北商船聚集交易。
元代大内宫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大明殿,是天子举行登基、正旦等大型礼仪的正殿;后部为延春阁,是天子与后妃起居的后宫。两组建筑均为“工字殿”形的平面格局。殿两旁还有附属的殿堂。宫殿内使用方形石柱,及经过打磨的石地面,并铺有地毯,或挂有壁毯。大内宫殿的后部建有浴池、戏楼等建筑。宫城之后为皇家御苑,西临太液池。
兴圣宫内建有对称格局的园林,以环绕方形水池对称布置成十字脊殿、棕毛殿、畏吾尔殿等,点缀以蒙古人喜欢的白琉璃瓦顶,创造出一种具有异域风格的园林景观。蒙古人尚白,除了在宫殿中使用白琉璃瓦屋顶外,还建造了尺度宏伟的妙应寺白塔,与其东边的宫苑山水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元大都城市景观。
另外,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总而言之,宋代的建筑风格虽不再有唐代的雄浑、阳刚之美,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自己时代气质的阴柔之美,建筑造型更加多样。辽早期从唐和五代各国掠走很多汉人工匠,因而其建筑在风格上受唐代建筑影响很深,在细部上则带有五代时期的一些特征,风格雄壮。宋兴起后,辽中晚期的建筑又受到宋代建筑的影响,但与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显得古拙而粗犷。西夏建筑则同时受到西域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影响,别具特色。金代建筑在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建筑繁缛、纤细的特点,装饰上比较精密细腻。如山西应县净土寺藻井,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大殿的殿门,都是十分精密细巧的金代装饰。其宫殿建筑大量使用黄琉璃瓦和红宫墙,创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对以后各代的同类建筑影响深远。此外,金代木构建筑的移柱、减柱等扩大室内空间的结构变革也愈演愈烈。元代由于领土广阔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如喇嘛塔、盔形屋顶等。汉族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元代也有所变化,如在官式木构建筑上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木料等,使元代建筑有一种潦草直率和粗犷豪放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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