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科举制度的废止,断了读书人传统的仕途之路,却逼使他们进行更多的人生选择,可以学理,可以为文,可以习艺,善于经营者,当然还可以做官。在这种情况下,丁文江漂洋过海,求取新知,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高二适没有遇到龙研仙那样的父母官,家庭条件也远没有丁文江那么好,但他据守海内,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广采博取,舞文弄墨,成了中国现当代一个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大家。三个名号当中,当属书家最为卓著,关于高二适的艺术人生,自然由此展开。 高二适一生当中,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书法,他曾刻过一枚“草圣平生”的闲章,明确表达了这种自信。从今天的影响来看,“草圣平生”四字也许正可以代表他磊落真率的人生。
高二适原名锡璜,后改名二适,号暗庵、舒凫、磨铁道人。几个名号,暗示了高二适的品性和人生态度。“二适”取“适吾所适”之意,“暗庵”、“道人”有隐者之喻,“舒凫”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名利和官场显然对高二适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追求的是一种闲适自由的恬淡人生。由此看来,高二适的思想中,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
高二适的父亲是位塾师,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小学校长。高二适少承家学,一生以诗书为命,刻苦自修,16岁考入扬州中学,因家中贫困,遂辍学回乡教书,18岁时,即接任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此时即以文笔过人而为乡里称道。高二适生性耿介,平时言语不多,唯独对作诗和写字情有独衷。诗歌当中,对唐代的杜、韩、刘、柳和宋代的江西诗派有较深研究。他15岁通读《古诗源》,19岁始读《杜诗镜诠》,20余岁起研习《山谷全集》,29岁起读陈师道诗。书法方面,早年喜临《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作品以行楷为主,中年尤好王献之行草等。高二适的妻子是溱潼人,岳父是溱潼镇乾泰昌百货店老板。就连携妻儿老小来岳父家小住时,也往往一人坐在乾泰昌店堂柜台里面看书,或者在乾泰昌小楼上临池学书,真正到了笔不离手、诗不绝口的地步。高二适并不满足作一个小学校长,他对学术和书法有更高的追求。25岁那年,他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后又入北平研究院深造,广求师友,研讨学问。他与同乡贤达韩紫石时有交往。他通过向上海《时报》投寄诗文,结识了同乡名流戈公振。通过向《甲寅》杂志投稿,与章士钊成了忘年交。高二适的孤诣奇才,还受到岭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人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是非恩怨集于一身。他比高二适大整整23岁,生前特别嗜好书法,尤擅行楷和隶书,笔势清雄醇正,气息酣畅古雅,大有晋唐人萧散雅逸的韵致。他与高二适“志同道合”,二人之间砥砺切磋,诗词酬答,书翰往来,四十余年从未间断。陈树人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心胸和眼界非同一般。他给过高二适不少帮助。抗战之前,经他介绍,高二适在华侨委员会做了一名文职小官,待到后来他离职时,还不忘将高二适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关爱体恤之切,可见一斑。
高二适不是那种只是为了吃饱肚子的人,“嗟来之食”他是不吃的。进入国民党立法院之初,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高二适此举,可看到章士钊对他的影响。高二适一生当中,交游甚广,只有章士钊让他服膺终生。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后来,还曾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资助过毛泽东两万块现大洋。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人同盟会,理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有背于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和人格自由的精神。独立自由之心性正是高二适与章士钊等人的相通之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二适先生不愿做亡国奴,将家眷寄养于溱潼岳父家,只身随立法院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才重返故里,这一去竟达七、八年之久。高二适归心似箭,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溱潼道上闻子规》一诗:
出蜀希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肠断溱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流离之苦,思乡之情,令人感动泪下。
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适并没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从此也没有再和政治有什么瓜葛,他默默在文史和书法的园地里耕耘。这样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十多年。到了1962年,也许是生活太过于清寂,也许是出于对亦师亦友的章士钊先生的想念,早就退休在家的高二适离家北游,来到北京,拜访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师友情深,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章士钊与高二适交往已久,深知高二适的道德文章,便有意邀请他到中央文史馆工作。这让高二适很是感动。但想到家累太重,高二适便婉拒了邀请。章士钊又力荐他进江苏文史馆,并赋诗一首送给高二适:
异同刘柳不需删,童子隈墙作态顽。南海共识翁仲殁,东周谁见冶长鳏。误书偶得思逾适,大草偷挥手更娴。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
字里行间,倾注了对高二适的相知赞许之情。“天下一高吾许汝”,对高二适草书的评价可谓高矣!
“高”则高矣,高二适虽然生性狂直,却清高自守,不喜夸饰张扬,正所谓“屋里酒香人不知”,已近花甲之年,除了几个知己之外,了解他的人并不多。高二适“独学自成,不求人知”,本来就无意于扬名,但在他进江苏文史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从此名声大噪。这便是1965年震动一时的“兰亭论辨”。此时的中国,政治的天空中,已呈“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高二适作为这场论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真让人替他有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担忧。高二适在这场论辩中体现出的道德的勇气、学术的责任和质直的文风,就是今天,也是很多人身上所欠缺的。关于这些,下文还要详细提及,姑且一笔带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二适的学术研究进入厚积薄发时期。他的书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该书完稿之时,高二适欣然命笔:“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该书存亡继绝,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文字学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无怪乎先生如此高兴了。古典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大成。高二适一生持之以恒于对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诗派的研究,他校读《刘梦得集》,呕心沥血二十年,终有所成,61岁时开始编订《〈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关于这本书,章士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一书定稿时,曾寄诗高二适提到过。诗曰:
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
诗中所说“中山集纪”指的就是高二适所著《〈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在《柳文指要》中更是说道:“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意思是二适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堂奥。可见章士钊先生对高二适的推崇。
1971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终于得以刊行,据说是当时学术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古典文学著作,好比茫茫沙漠中的一棵小树,未免显得有点突兀和孤寂,也因此成了“文革”时期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绝妙风景。耗费高二适二十年心血,被章士钊称为“与其《柳文指要》将并户列入中唐刘柳大师讲坛”的《〈刘梦得集〉校录》终究未能面世,虽让人感到遗憾,但在那个文化荒漠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也并不少见。所幸者,《柳文指要》中收录了高二适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柳子厚与刘禹锡周易九六论书后题》,一篇是《跋刘宾客天论》。章士钊为此特意写有“独虑天书读难尽,高高犹自敞河源”的赞许诗句。窥一斑而知全豹,只要细细阅读一下,也可以体会得到高二适的学术品格和功底了。
高二适的学术研究不可谓不精深,他的诗“兴托高远,感情丰富”,不可谓不高妙。但研究再精深,毕竟属于学术的范畴,感兴趣的人终究有限;诗歌再高妙,毕竟已是新诗盛行的时代,新作的旧体诗已很难激起人们阅读的欲望。在人们的心目中,当代“草圣”的位置无疑显得更为重要和切实得多。
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草圣”的名号与“学者”与“诗人”之间其实是根柢相连的。高二适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不仅得益于临池之勤,更得益于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给他书法上带来的文化涵养。一个人,字写得再好,贴临得再真,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在里面,终究只是个“书匠”,难以名家。高二适以学者之风、诗人之韵运如椽大笔,写自己的文,作自己的诗,精神贯注其中,他的书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书家了,而成了学者之书、诗人之书。文成书便成,诗罢书便罢,他的每一篇文、每一首诗,就是一幅绝佳的书法妙笔。
二适先生有诗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永不放弃和执著追求。人磨墨,墨磨人,磨来磨去之间,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再具体一点说,诗文陶冶了他的书法,书法磨砺了他的精神,就在这相互陶冶和磨砺之间,一个集学者、诗人、草圣为一身的大家卓然而出,闪亮登场。高二适先生一生追求人生的舒展和自由,晚年“磨铁道人”的自号,为他舒展而自由的人生平添了一份韧性和坚实,尤见性格和精神。
1977年3月,高二适病逝于南京。生命的逝去并不意味精神的退场,就是肉体化成了灰,他那坚韧质直、清刚高洁的风格和精神依然在人们心中高扬。 高二适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他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沉潜涵泳,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由早年的《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到中年的王献之行草等,再到50岁以后的专攻章草,并醉心于《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证。默默耕耘的身后,留下的是一道孜孜以求的艺术轨迹。
想要进入高二适的书法世界,章草是最好的入口。
章草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成熟于东汉。其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起于史游的《急就章》。唐代泰州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
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张怀瓘的话,勾勒了章草的来龙去脉,并给章草的书写特性给了定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张怀瓘认为,后世草书,即今草(小草),源于章草。《书断》有言:
草书者,后汉张伯英所创。学崔(瑗)、杜(度)之法,变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
章草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今草则字间连属,上下一气,已经有了后世狂草书意的胚胎。
高二适力主“草出于章”,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习今草从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为此,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误。历时10载,甘苦备尝,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他还在1974年所作《题怀素<自叙帖>》诗中,提出了对学习草书的独特见解,同时对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书法名作《自叙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
高二适主张草书应当出于章草,但怀素的狂草线条连绵缠绕,结构夸张变形,且多处打破草法常规,以至难以辨认,故而高老提出批评。 高二适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更进一步指出:“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题怀素<瑞石帖>》)“写此等大草,须当随意转、信手侧,不宜故作欹倾姿态也。”(《题怀素<千字文>》)
高二适书法以章草为体势,糅合大草、今草的笔意,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所作师古而不泥古,攻“章”而不囿于“章”,笔力清劲秀拔,结体多变,流走自然,格调不凡。能严谨中见骨力,平实中见险峻,凝重处显生动,惊矫纵横,笔随神驰,自具面貌;他的书法,气力弥满,意态夭矫,善于在行气的纵势中体现自我痛快淋漓的书艺风神。他 “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的诗句,流露出他作书时“笔所未到气已吐”的豪迈心态。在追求书法表现的痛快意识和审美上的“动态美”方面,高二适的实践具有代表性。书家以“气”作书,以“势”摄篇。高二适的绝大多数作品是连绵草书,不少作品墨气淋漓,体脉遒劲,有风樯阵马之势,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答林散之送蟹》、《杜甫秋兴八首》等都是几近完美的代表之作。
高二适努力于向今草系统的“大草”中借鉴“气势”,把古人的字字独立的章草转换为类似于今草作品的连绵回护,增强了节奏和韵势上的美感,属于独运匠心。索靖、皇象的匀整风仪,被张芝、怀素式的跌宕变化所取代,具有今草的骨脉,章草的意态,大草的风神。“体势”上的参合,虽已不“古”,体现了对传统的新理解、新运用,但毕竟不是“另起炉灶”的彻底“自我构建”。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书家,高先生正是属于有传统有根柢的出新。其实,中国渊源流长书法传统正是这样得以延续。所谓“入古出新”、“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几乎是传统书法发展的不二法门。高二适书法创作在丰富审美式样、拓宽创作领域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就艺术表现来说,其书意气风发,烂漫天真,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1974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高二适在自己的诗作《湖州鹿毫笔歌》中有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谙。”写出了一代草圣傲岸不羁、狂放自负的浪漫情怀。狂归狂,毕竟要有丰厚扎实的审美经验为底蕴,要有深切厚实的技巧功力为基础,要有光彩夺目的艺术成果来呈现,这样的“狂”,才狂得扎实,狂得个性。否则,便属“轻”狂了。
高二适的草书,尊为“第一”的不只章士钊一人。他的“狂”便狂得扎实,狂得自然,狂得有品格,有味道。 既然上面说到了“狂”,不妨接着说下去。
中国历史几千年下来,流传下来的“狂”人不少。远的来说,春秋时楚人接舆算得上是“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算得上是“狂”,明代的大才子徐青藤算得上是“狂”,敢于反潮流的李卓吾算得上是“狂”……;到了近现代,狂放之士一点不必以前逊色,章太炎、辜鸿铭等人都“狂”得让人心服口服。“狂”人之所以“狂”,在于不合常规,越出世俗,特立独行。这样的“狂人”,我们在惊奇之余,常常感到可笑和滑稽。其实,可笑和滑稽不是“他们”,而是循规蹈矩的“我们”。中国读书人受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影响太深,骨子里缺钙的人居多,大多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阔的窝囊相,但凡能够保留一点个性和独立人格的,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老夫子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狂狷之士的个性要比一般人强,他们不是平面的人,而是立体的人;狂狷之士的骨头要比一般人硬,他们不是趴着的人,而是立着的人。
说到骨头,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富仁在一篇《中国文化的骨骼》的文章中说过一段话: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个人的肌体一样,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个人有血有肉,但也要有骨骼。血肉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他使人丰满健康,温润美丽;但是一个人若只有血和肉而没有骨骼就成了一堆死肉,一滩污血了。骨骼不美,不丰满艳丽,但整个躯体却不能缺少它。人,有了这个骨架,才能直立行走,才能活动,才有力量,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活的肌体。
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狂狷之士,大多就是一些有着“丰满艳丽”的骨骼的人。对于自谓“草圣平生”的高二适先生,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骨骼嶙峋的人,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