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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