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所谓“人生艺术化”就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倡导主体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提升个体的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从而建构诗意的人格和美的人生,实现并享受生命、人生的意义与韵味。简单地说,“人生艺术化”就是追求艺术的人格和审美地生活。在科技因素、实用理性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生活中,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及其精
神具有独特的意义。人生艺术化在本质上是试图从生存的事实超向生命的意义。它突出了人及其现实生存中情感、理想、诗意超越这些富有意义而又常常自觉不自觉被遗忘的纬度;同时,它也以对这些纬度的倡扬体现了对于现实实践中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情感、物质与精神、尚实与超越和谐共生的期待,对于人的知情意全面和谐生成的期待。
一
“人生艺术化”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有关思想学说。它是民族美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种创造性建构。
从人类历史实践看,对于生活或人生的艺术化、艺术性方面的追求中西都不乏其例,但在内在旨趣与精神实质上却有着分歧,其关键就在于对艺术美、艺术性、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潮与学说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形式上的东西,追求装饰性、新奇性、感官享受等外在的东西。因此其艺术化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人体等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等。19世纪欧洲唯美派的“生活艺术化”思潮、20世纪以来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主要属于此类。这类艺术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日常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对于外在形式和感官享受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媚俗等生活情状。
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艺术创造、艺术表现的具体技巧。其在生活中的艺术化实践则表现为对生存技巧、生活情状、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可归于这一类。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雕饰则可能流衍为精神的退化和圆滑的生存哲学。
第三类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性)追求。相对于前两类把艺术美、艺术性归结为艺术的某些局部性、外在性、技巧性要素,这一类关注的是艺术的内在精神与整体品格。因此,这个艺术化(性)倡导的是人对于整个自我人格与生命境界的美的追求,它的本质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
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一脉主要体现为这种情致。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将生活“艺术化”的主张,并对其内在精神与实践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把“艺术化”与“趣味化”并举,提出其精神即在于“无所为而为”的以大我化小我的生命精神,是不执着于成败、不执着于得失的享受具体创造过程本身的生命情致。他倡导把这种趣味精神贯彻到劳作、学术、教育等相关实践活动中。30年代,朱光潜发表了著名的美学著作《谈美》,正式确立了“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形式。朱光潜以“情趣”作为艺术的核心,强调艺术创造与欣赏的统一,要求人生也应该像艺术活动一样秉持“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实现创造与欣赏、入与出、动与静的和谐。30、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许多重要的美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士等也都涉及了这一命题。宗白华早在20年代就提及过相关的概念。30、40年代他对“意境”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使“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宗白华深刻地窥见了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与诗性本真,他指出“意境”的底蕴就在于“天地(宇宙)诗心”,它具有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三个层面,是至动与韵律的和谐;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最后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自由而诗意地翔舞。梁、朱、宗等人的思想均从艺术之美化入,发掘了生命的坚守与大气、深沉与灵动、自由与超越。它们共同体现了对于艺术之美的内在精神的把握,体现了对于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诗性理想。
我以为,这才是“人生艺术化”的真义。这个艺术化建立在对美和艺术精神的深度理解上,它要求把艺术的美从形式与技巧的层面提升起来,导向内在的美丽情感与高洁情致;也要求把人与生命的品格从个别的外在的技巧性的要素中提升起来,导向整个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美化。
神具有独特的意义。人生艺术化在本质上是试图从生存的事实超向生命的意义。它突出了人及其现实生存中情感、理想、诗意超越这些富有意义而又常常自觉不自觉被遗忘的纬度;同时,它也以对这些纬度的倡扬体现了对于现实实践中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情感、物质与精神、尚实与超越和谐共生的期待,对于人的知情意全面和谐生成的期待。
一
“人生艺术化”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有关思想学说。它是民族美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种创造性建构。
从人类历史实践看,对于生活或人生的艺术化、艺术性方面的追求中西都不乏其例,但在内在旨趣与精神实质上却有着分歧,其关键就在于对艺术美、艺术性、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潮与学说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形式上的东西,追求装饰性、新奇性、感官享受等外在的东西。因此其艺术化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人体等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等。19世纪欧洲唯美派的“生活艺术化”思潮、20世纪以来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主要属于此类。这类艺术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日常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对于外在形式和感官享受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媚俗等生活情状。
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艺术创造、艺术表现的具体技巧。其在生活中的艺术化实践则表现为对生存技巧、生活情状、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可归于这一类。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雕饰则可能流衍为精神的退化和圆滑的生存哲学。
第三类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性)追求。相对于前两类把艺术美、艺术性归结为艺术的某些局部性、外在性、技巧性要素,这一类关注的是艺术的内在精神与整体品格。因此,这个艺术化(性)倡导的是人对于整个自我人格与生命境界的美的追求,它的本质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
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一脉主要体现为这种情致。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将生活“艺术化”的主张,并对其内在精神与实践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把“艺术化”与“趣味化”并举,提出其精神即在于“无所为而为”的以大我化小我的生命精神,是不执着于成败、不执着于得失的享受具体创造过程本身的生命情致。他倡导把这种趣味精神贯彻到劳作、学术、教育等相关实践活动中。30年代,朱光潜发表了著名的美学著作《谈美》,正式确立了“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形式。朱光潜以“情趣”作为艺术的核心,强调艺术创造与欣赏的统一,要求人生也应该像艺术活动一样秉持“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实现创造与欣赏、入与出、动与静的和谐。30、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许多重要的美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士等也都涉及了这一命题。宗白华早在20年代就提及过相关的概念。30、40年代他对“意境”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使“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宗白华深刻地窥见了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与诗性本真,他指出“意境”的底蕴就在于“天地(宇宙)诗心”,它具有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三个层面,是至动与韵律的和谐;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最后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自由而诗意地翔舞。梁、朱、宗等人的思想均从艺术之美化入,发掘了生命的坚守与大气、深沉与灵动、自由与超越。它们共同体现了对于艺术之美的内在精神的把握,体现了对于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诗性理想。
我以为,这才是“人生艺术化”的真义。这个艺术化建立在对美和艺术精神的深度理解上,它要求把艺术的美从形式与技巧的层面提升起来,导向内在的美丽情感与高洁情致;也要求把人与生命的品格从个别的外在的技巧性的要素中提升起来,导向整个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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