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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正反观点 理由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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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
中学文言文教学费时不少,成效甚微,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但是原因何在呢?根据初步考察,我想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请大家一起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一、要求笼统,目标不明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要求是什么?远的且不论,单说解放后,就有多种不同的提法:
(一)“养成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
(二)“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初步能力”(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说明》);
(三)“培养学生阅读浅近文言文的能力”(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说明》);
(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
(五)“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
为什么再三修改,变来变去?主要还是表述不清楚。现在清楚了吗?恐怕也未必。请问:什么叫做“浅易文言文”?它和“浅近文言文”、“普通文言文”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做“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它和“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以及“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有什么不同?再有,这里所谓“阅读能力”,主要是指认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是鉴赏能力?或是三者兼而有之?这一系列的问题,单从《教学大纲》中的那句话,是看不清楚的。在教材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有关说明。广大教师只好根据个人的理解去进行教学,结果是见仁见智,各行其是。有的大谈写作技巧,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现代文教学;有的大搞文学分析,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典文学教学;有的大讲语法知识,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代汉语教学,等等。这些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不利于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教学要求是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学质量和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教学要求定得不明确,不具体,会使整个教学工作失去了科学的准绳,从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因此,要切实搞好中学文言文教学,就必须根据它的性质和特点,准确而具体地规定教学要求,使文言文教学工作不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二、忽多忽少,心中无数
为了了解中学文言文教材编写的历史状况,我们翻阅了民国以来,各个时期影响比较大的十套中学语文教材(解放前后各五套),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比较。
这十套教材都提出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可是在选文数量上,却有很大的悬殊。比如:
解放前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7 091篇(吴增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年版)。最少的,也有332篇(傅东华编《复兴初高中国文》1933年版)。
解放后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154篇(人教社中语室编《初高中语文课本》1963年版)。最少的,只有36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1950年版)。
可见选文数量之差竟高达一二十倍。究竟需要选读多少篇文言文才合适呢?如果说36篇就可以,那么选读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那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光阴吗?反之,如果说非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不可,那么只选读36篇,这不是开玩笑吗?
建国三十多年以来,文言文教材忽多忽少,时有时无,这里除了左的路线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心中无“数”。换句话说,就是到底应该学多大量的文言文才能有效地养成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一点无论是编者还是教者,都不甚了了。没有较明确的数量概念,又怎能切实地搞好教学工作呢?
要说“数量概念”,似乎也有。那就是多年流行着的一种说法,叫做“文白比例”。即规定文言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白话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其实,这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比如文言文占20%,或30%,到底是多少篇?不知道。这要看课文的总篇数。假如总篇数是500篇,20%就是100篇,30%就是150篇。假如总篇数是100篇,20%就只有20篇,30%也只有30篇。事实上,语文课本的总篇数时多时少,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仅以解放后的几套教材为例,最多的选过300多篇,最少的只有100多篇。 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所占比例可以是相同的,但实际选文数量要相差两三倍。可见,所谓“文白比例”,并不能确指,还不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
那么,文白之间有没有比例可算呢?当然有。因为语文课要用大部分时间学白话,用少部分时间学文言。文白所需用的时间要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可以用课时来计算。比如文言文教学时数要占语文课总课时的百分之几十;它和白话文教学时数的比例应该是二八开,三七开,或四六开,等等。由于总课时是基本稳定的,所以这样确定文白比例,比较可靠,也比较科学。
此外,要使学生粗通文言,最少需要熟读背诵多大数量的文言篇目(包括篇数或字数),需要掌握多少常用词(包括实词和虚词),这对于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缺乏一个能为大家所公认的“数”,要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实现文言文教学的科学化,而“心中无数”则是实现科学化的一大障碍。
三、“文”“白”混合,序列不清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两种书面语言,一种是古代的,一种是现代的,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不能“齐步走”,只能“分步行”(即白话先行,文言后上)。一般说来,白话文教学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而文言文教学要到初中一年级才起步,它们的教学起点相差一大截。所以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它们不同的教学要求,拟定不同的教材系统,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分别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这样才能完成它们各自承担的教学任务,共同达到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目的。
然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一直是“文”“白”混合编排,实际上是忽视了文言文教学的特点,把文言文纳入白话文的训练系统之中,并且按照白话文的教学要求,套用白话文的教学方法来教文言文。这样就把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混同起来,既没有比较严格的文言阅读训练计划,也没有比较科学的文言阅读训练程序,只是和白话文穿插着学一些文言文,这样怎能取得好的效果呢?
把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编入教材,混合起来进行教学,大约是从1922年开始的,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起初,有人采取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时间一长,仿效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种传统习惯。其实,实践早已证明,这样做,效果并不好。所以远在30年代,就有不少有识之士(例如语文教育专家浦江清先生)明确指出“文”“白”混合教学的种种流弊,主张二者分开教学。40年代末,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三位先生还亲自编选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套教材,供大家研究使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和后来,他们的意见都没有被重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他们编选的教材,更没有得到推广,中学语文教学继续沿着“文”“白”混合教学的路子,一走又是五六十年。
现在看来,“文”“白”混合教学的办法,从理论上说,是缺乏根据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弊多利少的。因为它忽视了文言阅读训练的规律,简单地把文言文插入白话文的教材和教学系统之中,既不能有计划地进行文言阅读训练,又打乱了白话文的教学体系,二者的教学要求都很难实现,结果造成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四、“言”“文”并举,顾此失彼
这里的“言”,指的是“文言”,或“文言阅读”。这里的“文”,指的是“文学”,或“文学鉴赏”。“文言阅读”和“文学鉴赏”,这是两种训练,它们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硬是把它们混在一起,要求在同一时间内,既要进行文言阅读训练,又要进行文学鉴赏训练,往往是顾此失彼。有时偏重语言知识,可能把文言文教学教得类似大学的古代汉语课;有时偏重文学知识,又可能把文言文教学教得类似大学的古典文学课。在已往的教学实践中,这两种倾向都是存在的,都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要求。如何处理文言阅读和文学鉴赏的关系,也是文言文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50年代中期,曾经进行过一次“汉语”和“文学”分科实验。那次实验的具体做法有不少地方还值得商榷,但实验的指导思想却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例如:(一)既要重视语言教育,又要重视文学教育,而且要采取措施,叫它们都落到实处。(二)语言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二者性质不同,体系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应该把它们分开,各自组成完备的课程,使学生受到充分的系统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共同完成语文课的任务。这些思想不仅切中当时语文教学的时弊,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文言阅读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文学鉴赏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包括古典作品)的能力。前者基本上属于语言教育的范畴;后者基本上属于文学教育的范畴。这两种训练的任务不同,教学要求也有不同。文言阅读训练以“读懂”为目标,而文学鉴赏训练却以“读懂”为起点,这是性质不同而又密切关联的两个训练阶段。它们也是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也应该让它们建立自己的训练系统,以便更有计划地搞好这两种训练,全面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这一点,可以从过去“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中得到启发,还可以通过新的实验进行验证。
五、死抠语法,烦琐可怕
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主要是让学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文言文(估计五十篇左右),熟悉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常用词(估计八百个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再教给学生一点文言常识(包括最基本的文言语法知识在内),就可以了。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但是,目前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教师过多过细地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语法知识,把一些文情并茂的古典名篇讲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既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无益于阅读能力的培养。例如:关于汉语语法中的“动宾关系”问题,在现代汉语中,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类,而在文言文教学中,却有人把它从意义上详细地加以区分。除了课本上已经提到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之外,又新增加了“为(wéi)动”、“为(wèi)动”、“给动”、“对动”、“替动”、“代动”等多种用法,使这个问题越讲越复杂,越讲越难懂。其实,我国语法学界对“动宾关系”的看法还很不统一,怎能要求中学教师给学生讲得那样翔实呢?把这些“语法知识”过多过细地教给学生,不但不能帮助他们掌握文言文的语言规律,反而会给他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结果是“不讲倒明白,越讲越胡涂。”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给文言文教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少则得,多则惑。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大家注意。
六、重“讲”常“谈”,缺读少练
文言阅读能力的养成,主要靠多读多练。应该强调学生自己动手、动口、动脑,在反复阅读中学会阅读,在反复练习中提高能力。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培养兴趣,指点方法,启发思考,答疑解难,把学生的文言文学习逐步引向深入。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流行着一种以教师串讲为主的教学方法。它虽然也收到了某些效果,但是弊病很大。因为教师的讲解占用了课堂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学生很少有机会自己读课文,做练习。即使教师讲得再好,学生也只能从听讲中得到某些益处;而长期缺读少练的结果,势必影响学生文言阅读能力的提高,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如果课上由教师讲解,课外让学生读课文,做练习,这不是又额外加重学生负担了吗?从教学改革要求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显然是不足取的。
有些教师不赞成那种以教师串讲为主的教学方法,认为它容易形成“唱独脚戏”和“满堂灌”。他们主张采用“谈话法”,搞“启发式”,强调在教师的主导下,师生共同活动。这些认识当然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又产生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课堂上,没完没了地“提问”,没完没了地“谈话”,还有人美其名曰“茶馆式的教学”,或“开发智力的训练”。这种做法也可能会收到某些效果,但是仍然有弊病。因为一长串的“提问”和无休止的“谈话”同样占用了课堂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学生还是没有多少机会自己读课文,做练习。经验证明,光靠听讲,缺读少练,学不好文言文;光靠谈话,缺读少练,也是学不好文言文的。因为要培养阅读能力,必须尽可能叫学生自己多读多练,舍此别无他途。
这里强调多读多练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否定“串讲法”和“谈话法”的作用,而是从文言阅读训练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这两种方法不宜多用,更不能滥用。文言文教学要讲求实效,在教学方法上必须有较大的改革,即把目前以教师串讲为主或师生共同谈话为主,改为以指导学生诵读为主和学生独立练习为主。这样才能把文言阅读训练真正搞扎实,把培养学生文言阅读能力的任务落到实处。
七、零星分散,事倍功半
文言文集中一点学好,还是分散一点学好,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多年来,在中学语文课中,文言文主要是采取分散教学的办法。教师一般都是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穿插起来进行教学。这样,初中阶段平均起来要学四至五篇白话文,才能学习一篇文言文。高中阶段平均起来要学二至三篇白话文,才能学习一篇文言文。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文言文教学是星星点点,时隐时现,分量并不很大,可是时间却拉得很长,这样做不一定是好办法。
学习一种语言,需要有一定的学习环境。比如学习现代汉语,就不光是在语文课上学,整个社会都是它的学习环境。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只要不是天生的聋哑,天天都可以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语文课只是它的学习途径之一。而学习外语就不然。我们周围没有那种学习环境,只有上外语课时才能接触外语,其他的时间却完全淹没在我们母语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零星分散地学,不如相对集中地学。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业余进修外语,每周一次学三年,不如脱产集中学半年的效果好。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理解是记忆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是理解并不能自然达到精确而牢固的记忆,还必须及时地、经常地进行复习,记忆才能巩固,否则就会遗忘。在这一点上,学文言文和学外语是相近的。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文言文的“踪迹”。学生同文言文的接触,主要是在语文课上和语文教材之中。如果文言文的学习过于分散,很难做到及时复习,经常复习。这样时断时续地学到一点知识,很不容易巩固,间隔的时间一长,便会产生遗忘。这也是文言文费时不少,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实验学校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教学文言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八、起步太迟,坐失良机
文言文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为最好?这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现行教材是从初中开始学。“初中学一点,高中重点学。”有人建议初中不要学,高中开始学。还有人建议中学不要学,大学开始学。也有人建议从小学开始学。看法很不一致。根据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参照前人学习文言文的经验和现在一些实验学校的经验,似乎可以说:学习文言文,“宜早不宜迟”。为什么?前面说过,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学文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诵读。15岁以前(包括小学和初中阶段)记忆力最好,精力很旺盛,负担也较轻,这是学习语文的黄金时代,也是进行文言阅读训练的最佳时期,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从小学开始学。“小学学一点,初中重点学。”这样的安排,可能更科学,更理想。但由于目前条件的限制(主要是认识问题和师资问题),要普遍这样做,恐怕有困难。少数重点学校,或其他有条件的学校,如果同意这种安排,不妨先试一试。
然而,从大面积上看,在近期内,可能还得维持那种“初中学一点,高中重点学”的格局。即便是这样,文言文的教材和教法,也必须有较大的改革。特别是在总的安排上,一定要赶前不赶后。凡是初中能够完成的,不要拖到高中;凡是一年级能够完成的,不要拖到二年级。因为“起步”已经比较迟了,“良机”已经失掉不少了。如果尽量往前赶,还有可能弥补;要是继续往后拖,将会更加被动。
以上就是造成中学文言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主要原因。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弊病,对症下药,寻求教学改革的良方,在实践中逐步探明一条文言文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要求笼统,目标不明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要求是什么?远的且不论,单说解放后,就有多种不同的提法:
(一)“养成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
(二)“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初步能力”(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说明》);
(三)“培养学生阅读浅近文言文的能力”(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说明》);
(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
(五)“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明》)。
为什么再三修改,变来变去?主要还是表述不清楚。现在清楚了吗?恐怕也未必。请问:什么叫做“浅易文言文”?它和“浅近文言文”、“普通文言文”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做“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它和“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以及“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有什么不同?再有,这里所谓“阅读能力”,主要是指认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是鉴赏能力?或是三者兼而有之?这一系列的问题,单从《教学大纲》中的那句话,是看不清楚的。在教材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有关说明。广大教师只好根据个人的理解去进行教学,结果是见仁见智,各行其是。有的大谈写作技巧,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现代文教学;有的大搞文学分析,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典文学教学;有的大讲语法知识,把文言文教学等同于古代汉语教学,等等。这些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不利于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教学要求是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学质量和衡量教学水平的标准。教学要求定得不明确,不具体,会使整个教学工作失去了科学的准绳,从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因此,要切实搞好中学文言文教学,就必须根据它的性质和特点,准确而具体地规定教学要求,使文言文教学工作不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二、忽多忽少,心中无数
为了了解中学文言文教材编写的历史状况,我们翻阅了民国以来,各个时期影响比较大的十套中学语文教材(解放前后各五套),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比较。
这十套教材都提出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可是在选文数量上,却有很大的悬殊。比如:
解放前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7 091篇(吴增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年版)。最少的,也有332篇(傅东华编《复兴初高中国文》1933年版)。
解放后的五套教材,选文数量最多的,有154篇(人教社中语室编《初高中语文课本》1963年版)。最少的,只有36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1950年版)。
可见选文数量之差竟高达一二十倍。究竟需要选读多少篇文言文才合适呢?如果说36篇就可以,那么选读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那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光阴吗?反之,如果说非一二百篇、三四百篇,甚至六七百篇不可,那么只选读36篇,这不是开玩笑吗?
建国三十多年以来,文言文教材忽多忽少,时有时无,这里除了左的路线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心中无“数”。换句话说,就是到底应该学多大量的文言文才能有效地养成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一点无论是编者还是教者,都不甚了了。没有较明确的数量概念,又怎能切实地搞好教学工作呢?
要说“数量概念”,似乎也有。那就是多年流行着的一种说法,叫做“文白比例”。即规定文言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白话文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几十。其实,这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比如文言文占20%,或30%,到底是多少篇?不知道。这要看课文的总篇数。假如总篇数是500篇,20%就是100篇,30%就是150篇。假如总篇数是100篇,20%就只有20篇,30%也只有30篇。事实上,语文课本的总篇数时多时少,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仅以解放后的几套教材为例,最多的选过300多篇,最少的只有100多篇。 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所占比例可以是相同的,但实际选文数量要相差两三倍。可见,所谓“文白比例”,并不能确指,还不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
那么,文白之间有没有比例可算呢?当然有。因为语文课要用大部分时间学白话,用少部分时间学文言。文白所需用的时间要有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可以用课时来计算。比如文言文教学时数要占语文课总课时的百分之几十;它和白话文教学时数的比例应该是二八开,三七开,或四六开,等等。由于总课时是基本稳定的,所以这样确定文白比例,比较可靠,也比较科学。
此外,要使学生粗通文言,最少需要熟读背诵多大数量的文言篇目(包括篇数或字数),需要掌握多少常用词(包括实词和虚词),这对于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缺乏一个能为大家所公认的“数”,要提高文言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就必须实现文言文教学的科学化,而“心中无数”则是实现科学化的一大障碍。
三、“文”“白”混合,序列不清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两种书面语言,一种是古代的,一种是现代的,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不能“齐步走”,只能“分步行”(即白话先行,文言后上)。一般说来,白话文教学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而文言文教学要到初中一年级才起步,它们的教学起点相差一大截。所以中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它们不同的教学要求,拟定不同的教材系统,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分别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这样才能完成它们各自承担的教学任务,共同达到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目的。
然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一直是“文”“白”混合编排,实际上是忽视了文言文教学的特点,把文言文纳入白话文的训练系统之中,并且按照白话文的教学要求,套用白话文的教学方法来教文言文。这样就把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混同起来,既没有比较严格的文言阅读训练计划,也没有比较科学的文言阅读训练程序,只是和白话文穿插着学一些文言文,这样怎能取得好的效果呢?
把文言文和白话文同时编入教材,混合起来进行教学,大约是从1922年开始的,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起初,有人采取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时间一长,仿效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种传统习惯。其实,实践早已证明,这样做,效果并不好。所以远在30年代,就有不少有识之士(例如语文教育专家浦江清先生)明确指出“文”“白”混合教学的种种流弊,主张二者分开教学。40年代末,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三位先生还亲自编选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套教材,供大家研究使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和后来,他们的意见都没有被重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他们编选的教材,更没有得到推广,中学语文教学继续沿着“文”“白”混合教学的路子,一走又是五六十年。
现在看来,“文”“白”混合教学的办法,从理论上说,是缺乏根据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弊多利少的。因为它忽视了文言阅读训练的规律,简单地把文言文插入白话文的教材和教学系统之中,既不能有计划地进行文言阅读训练,又打乱了白话文的教学体系,二者的教学要求都很难实现,结果造成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两败俱伤。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四、“言”“文”并举,顾此失彼
这里的“言”,指的是“文言”,或“文言阅读”。这里的“文”,指的是“文学”,或“文学鉴赏”。“文言阅读”和“文学鉴赏”,这是两种训练,它们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硬是把它们混在一起,要求在同一时间内,既要进行文言阅读训练,又要进行文学鉴赏训练,往往是顾此失彼。有时偏重语言知识,可能把文言文教学教得类似大学的古代汉语课;有时偏重文学知识,又可能把文言文教学教得类似大学的古典文学课。在已往的教学实践中,这两种倾向都是存在的,都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要求。如何处理文言阅读和文学鉴赏的关系,也是文言文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50年代中期,曾经进行过一次“汉语”和“文学”分科实验。那次实验的具体做法有不少地方还值得商榷,但实验的指导思想却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例如:(一)既要重视语言教育,又要重视文学教育,而且要采取措施,叫它们都落到实处。(二)语言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二者性质不同,体系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应该把它们分开,各自组成完备的课程,使学生受到充分的系统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共同完成语文课的任务。这些思想不仅切中当时语文教学的时弊,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文言阅读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文学鉴赏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包括古典作品)的能力。前者基本上属于语言教育的范畴;后者基本上属于文学教育的范畴。这两种训练的任务不同,教学要求也有不同。文言阅读训练以“读懂”为目标,而文学鉴赏训练却以“读懂”为起点,这是性质不同而又密切关联的两个训练阶段。它们也是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也应该让它们建立自己的训练系统,以便更有计划地搞好这两种训练,全面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这一点,可以从过去“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中得到启发,还可以通过新的实验进行验证。
五、死抠语法,烦琐可怕
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主要是让学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文言文(估计五十篇左右),熟悉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常用词(估计八百个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再教给学生一点文言常识(包括最基本的文言语法知识在内),就可以了。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但是,目前文言文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教师过多过细地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语法知识,把一些文情并茂的古典名篇讲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既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无益于阅读能力的培养。例如:关于汉语语法中的“动宾关系”问题,在现代汉语中,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类,而在文言文教学中,却有人把它从意义上详细地加以区分。除了课本上已经提到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之外,又新增加了“为(wéi)动”、“为(wèi)动”、“给动”、“对动”、“替动”、“代动”等多种用法,使这个问题越讲越复杂,越讲越难懂。其实,我国语法学界对“动宾关系”的看法还很不统一,怎能要求中学教师给学生讲得那样翔实呢?把这些“语法知识”过多过细地教给学生,不但不能帮助他们掌握文言文的语言规律,反而会给他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结果是“不讲倒明白,越讲越胡涂。”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给文言文教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少则得,多则惑。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大家注意。
六、重“讲”常“谈”,缺读少练
文言阅读能力的养成,主要靠多读多练。应该强调学生自己动手、动口、动脑,在反复阅读中学会阅读,在反复练习中提高能力。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培养兴趣,指点方法,启发思考,答疑解难,把学生的文言文学习逐步引向深入。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流行着一种以教师串讲为主的教学方法。它虽然也收到了某些效果,但是弊病很大。因为教师的讲解占用了课堂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学生很少有机会自己读课文,做练习。即使教师讲得再好,学生也只能从听讲中得到某些益处;而长期缺读少练的结果,势必影响学生文言阅读能力的提高,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如果课上由教师讲解,课外让学生读课文,做练习,这不是又额外加重学生负担了吗?从教学改革要求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显然是不足取的。
有些教师不赞成那种以教师串讲为主的教学方法,认为它容易形成“唱独脚戏”和“满堂灌”。他们主张采用“谈话法”,搞“启发式”,强调在教师的主导下,师生共同活动。这些认识当然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又产生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课堂上,没完没了地“提问”,没完没了地“谈话”,还有人美其名曰“茶馆式的教学”,或“开发智力的训练”。这种做法也可能会收到某些效果,但是仍然有弊病。因为一长串的“提问”和无休止的“谈话”同样占用了课堂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学生还是没有多少机会自己读课文,做练习。经验证明,光靠听讲,缺读少练,学不好文言文;光靠谈话,缺读少练,也是学不好文言文的。因为要培养阅读能力,必须尽可能叫学生自己多读多练,舍此别无他途。
这里强调多读多练的重要性,并不是完全否定“串讲法”和“谈话法”的作用,而是从文言阅读训练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这两种方法不宜多用,更不能滥用。文言文教学要讲求实效,在教学方法上必须有较大的改革,即把目前以教师串讲为主或师生共同谈话为主,改为以指导学生诵读为主和学生独立练习为主。这样才能把文言阅读训练真正搞扎实,把培养学生文言阅读能力的任务落到实处。
七、零星分散,事倍功半
文言文集中一点学好,还是分散一点学好,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多年来,在中学语文课中,文言文主要是采取分散教学的办法。教师一般都是把文言文和白话文穿插起来进行教学。这样,初中阶段平均起来要学四至五篇白话文,才能学习一篇文言文。高中阶段平均起来要学二至三篇白话文,才能学习一篇文言文。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文言文教学是星星点点,时隐时现,分量并不很大,可是时间却拉得很长,这样做不一定是好办法。
学习一种语言,需要有一定的学习环境。比如学习现代汉语,就不光是在语文课上学,整个社会都是它的学习环境。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只要不是天生的聋哑,天天都可以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语文课只是它的学习途径之一。而学习外语就不然。我们周围没有那种学习环境,只有上外语课时才能接触外语,其他的时间却完全淹没在我们母语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零星分散地学,不如相对集中地学。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业余进修外语,每周一次学三年,不如脱产集中学半年的效果好。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理解是记忆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是理解并不能自然达到精确而牢固的记忆,还必须及时地、经常地进行复习,记忆才能巩固,否则就会遗忘。在这一点上,学文言文和学外语是相近的。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文言文的“踪迹”。学生同文言文的接触,主要是在语文课上和语文教材之中。如果文言文的学习过于分散,很难做到及时复习,经常复习。这样时断时续地学到一点知识,很不容易巩固,间隔的时间一长,便会产生遗忘。这也是文言文费时不少,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实验学校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教学文言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八、起步太迟,坐失良机
文言文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为最好?这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现行教材是从初中开始学。“初中学一点,高中重点学。”有人建议初中不要学,高中开始学。还有人建议中学不要学,大学开始学。也有人建议从小学开始学。看法很不一致。根据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参照前人学习文言文的经验和现在一些实验学校的经验,似乎可以说:学习文言文,“宜早不宜迟”。为什么?前面说过,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学文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诵读。15岁以前(包括小学和初中阶段)记忆力最好,精力很旺盛,负担也较轻,这是学习语文的黄金时代,也是进行文言阅读训练的最佳时期,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从小学开始学。“小学学一点,初中重点学。”这样的安排,可能更科学,更理想。但由于目前条件的限制(主要是认识问题和师资问题),要普遍这样做,恐怕有困难。少数重点学校,或其他有条件的学校,如果同意这种安排,不妨先试一试。
然而,从大面积上看,在近期内,可能还得维持那种“初中学一点,高中重点学”的格局。即便是这样,文言文的教材和教法,也必须有较大的改革。特别是在总的安排上,一定要赶前不赶后。凡是初中能够完成的,不要拖到高中;凡是一年级能够完成的,不要拖到二年级。因为“起步”已经比较迟了,“良机”已经失掉不少了。如果尽量往前赶,还有可能弥补;要是继续往后拖,将会更加被动。
以上就是造成中学文言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主要原因。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弊病,对症下药,寻求教学改革的良方,在实践中逐步探明一条文言文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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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1-22
要。不学怎么才能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毕竟学习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必须是贯通的。当然,初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可以选择一些志士仁人,或是普通人上进、奋斗、自强不惜的实例,文章不求长,只求有一定的内涵,由易而难。
我觉得,文化的传承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所以学习中国精粹的古典文化是必要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不重视中国特有文化,那么最后导致的必然是民族精神的沦丧。
但是,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是文学家或文学爱好者。如果教育的结果都一致指向文学,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失败。
文言文要学,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度。过犹不及,如果我们过多的注意篇章的字词的解释或句式的特殊变化,那么好好的文学文化就会被肢解成七零八落的碎片。如果学生被教厌了,他们还会去学习中国的特有文化吗?
我看关键不在该不该学文言文,而是该怎样学习文言文,重点学习文言文中的哪些内容?“理论”的走向还要靠“高考实践”来检验!!
文言文当然要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跟中国古典文学是母与子的渊源关系,现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需要从古典文学中去追本溯源,可以说没有古典文学就没有现当代文学.
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毕竟,古典文学只在古代的官学中盛行,并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操持,本身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说实用价值不大,这就好象为什么毛笔字逐渐被钢笔字被替代的原因一样,固然有内涵深沉的东西,但绝不是所有的东西能为当代所用.对于社会发展的节奏而言,绝不是适应时代的东西,所以,应该以弃为主,扬为次.如果不是研究的需要,不客气的说,很多古典文学完全可以只为部分专门研究的人士而用,没必要让学生来学.即使想让学生学习,但学生也只是学了些皮毛,形式上学到了,却永远领略不到古典文学的高深内涵.
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言文,少学为宜.
这个“中学生都”的概念有说道。是从全球的范围看,还是单从中国的范围看。
从前者看,当然不用都学文言文,你就是给人家——很多外国人——钱,人家也不会学,他们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从民族传承的角度,他们的政府会要求他们吸纳本民族的精髓,并使其世代相传。
作为中国人,当然要学中华民族的精髓了。我们不能简单把文言文看成是语言,应当看成是我们民族的精髓。既是精髓,就无需探讨该不该学了。补充说一点,这精髓,是纯人文的东西,现时的中国青年太缺这些东西了,就快要迷失中华民族的本性了。
不学文言文的人,将因其是中国人而没有了中国味儿让外国人瞧不起。新新人类,是讲享受、讲实用的,是大脑贫乏、目光短浅的一类人。他们不爱学文言文。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迷失了本性,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没有去传承吧?(心痛)我的老家有个世代单传的老中医,他是眼角挂着泪花离开人世的,因为它的儿子死活也不学那些东西。正因为这个当儿子的不学祖传的东西,所以他也就因为没有了中医的色彩而不再受人仰视。
从政治的高度、民族的高度出发,政府都会要求我们的学校教文言文的。作为有中国味儿的中国人我赞成。
我觉得,文化的传承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所以学习中国精粹的古典文化是必要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不重视中国特有文化,那么最后导致的必然是民族精神的沦丧。
但是,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是文学家或文学爱好者。如果教育的结果都一致指向文学,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失败。
文言文要学,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度。过犹不及,如果我们过多的注意篇章的字词的解释或句式的特殊变化,那么好好的文学文化就会被肢解成七零八落的碎片。如果学生被教厌了,他们还会去学习中国的特有文化吗?
我看关键不在该不该学文言文,而是该怎样学习文言文,重点学习文言文中的哪些内容?“理论”的走向还要靠“高考实践”来检验!!
文言文当然要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跟中国古典文学是母与子的渊源关系,现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需要从古典文学中去追本溯源,可以说没有古典文学就没有现当代文学.
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毕竟,古典文学只在古代的官学中盛行,并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操持,本身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说实用价值不大,这就好象为什么毛笔字逐渐被钢笔字被替代的原因一样,固然有内涵深沉的东西,但绝不是所有的东西能为当代所用.对于社会发展的节奏而言,绝不是适应时代的东西,所以,应该以弃为主,扬为次.如果不是研究的需要,不客气的说,很多古典文学完全可以只为部分专门研究的人士而用,没必要让学生来学.即使想让学生学习,但学生也只是学了些皮毛,形式上学到了,却永远领略不到古典文学的高深内涵.
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言文,少学为宜.
这个“中学生都”的概念有说道。是从全球的范围看,还是单从中国的范围看。
从前者看,当然不用都学文言文,你就是给人家——很多外国人——钱,人家也不会学,他们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从民族传承的角度,他们的政府会要求他们吸纳本民族的精髓,并使其世代相传。
作为中国人,当然要学中华民族的精髓了。我们不能简单把文言文看成是语言,应当看成是我们民族的精髓。既是精髓,就无需探讨该不该学了。补充说一点,这精髓,是纯人文的东西,现时的中国青年太缺这些东西了,就快要迷失中华民族的本性了。
不学文言文的人,将因其是中国人而没有了中国味儿让外国人瞧不起。新新人类,是讲享受、讲实用的,是大脑贫乏、目光短浅的一类人。他们不爱学文言文。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迷失了本性,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没有去传承吧?(心痛)我的老家有个世代单传的老中医,他是眼角挂着泪花离开人世的,因为它的儿子死活也不学那些东西。正因为这个当儿子的不学祖传的东西,所以他也就因为没有了中医的色彩而不再受人仰视。
从政治的高度、民族的高度出发,政府都会要求我们的学校教文言文的。作为有中国味儿的中国人我赞成。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01
1、该不该的问题,不是问题,尤其不是中学生能选择的问题。这么说的意思是,要接受现状,往往有同学出于对文言文的抵触情绪,找来找去,找不到文言文学习的意义所在,于是发问,该不该学,这是一门知识,是学习的必备内容,因此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2、明确说应该学。这首先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文化尽管有的看不见,摸不到,却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文言文里面蕴含的人生其实是中国先人认真思考的结晶,对我们现在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其次文言文语言简练、精炼、凝练,以一当十,鲁迅先生的文笔那么犀利,那么有味道,其中一个功劳就应归为他的文言文功底深厚。整体不说,直接引用古人的话,也可以增加言语的文采和厚度。
2、明确说应该学。这首先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文化尽管有的看不见,摸不到,却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文言文里面蕴含的人生其实是中国先人认真思考的结晶,对我们现在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其次文言文语言简练、精炼、凝练,以一当十,鲁迅先生的文笔那么犀利,那么有味道,其中一个功劳就应归为他的文言文功底深厚。整体不说,直接引用古人的话,也可以增加言语的文采和厚度。
第3个回答 2008-11-22
应该,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不会文言文就不懂中国的历史
第4个回答 2008-11-22
当然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