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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杜牧:
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人谓之小杜,以别于少陵。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号“小杜”,以别于杜甫。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男,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民族英雄。
文天祥文天祥家世考: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时期文天祥先祖文时迁徙至今江西吉州,开吉州庐陵淳化乡富田文氏一脉。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先君子尝考次谱系,文氏系成都徙吉,五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由永和徙富田。”《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后面称《纪年录》亦云:“庐陵文氏来自成都,公六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五世(八世—编者)祖正中徙富田。”所以现在有人把文天祥认作是客家人,是不确实的。
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有《文山先生集》传世。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南宋在厓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龚自珍: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张养浩:
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散曲集有《云庄休居小乐府》,多写寄情林泉之乐。间亦有关怀民瘼之作。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杜牧:
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人谓之小杜,以别于少陵。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号“小杜”,以别于杜甫。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百四十七、《新唐书》卷百六十六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
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男,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民族英雄。
文天祥文天祥家世考: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五代后唐时期文天祥先祖文时迁徙至今江西吉州,开吉州庐陵淳化乡富田文氏一脉。
文天祥在《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先君子尝考次谱系,文氏系成都徙吉,五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由永和徙富田。”《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后面称《纪年录》亦云:“庐陵文氏来自成都,公六世(七世—编者)祖炳然居永和镇,五世(八世—编者)祖正中徙富田。”所以现在有人把文天祥认作是客家人,是不确实的。
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有《文山先生集》传世。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年(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祥兴元年(1278)夏,文天祥得知南宋行朝移驻厓山,为摆脱艰难处境,便要求率军前往,与南宋行朝会合。由于张世杰坚决反对,文天祥只好作罢,率军退往潮阳县。同年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
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厓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南宋在厓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决心劝降文天祥。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
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权臣阿合马被刺,元世祖下令籍没阿合马的家财、追查阿合马的罪恶,并任命和礼霍孙为右丞相。和礼霍孙提出以儒家思想治国,颇得元世祖赞同。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下了一道命令,打算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劝说文天祥投降,但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巿口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龚自珍: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张养浩:
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散曲集有《云庄休居小乐府》,多写寄情林泉之乐。间亦有关怀民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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