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从头开始的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返回目录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返回目录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返回目录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返回目录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返回目录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返回目录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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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3-30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返回目录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返回目录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返回目录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返回目录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返回目录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返回目录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第2个回答 2012-04-17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第3个回答 2008-12-01
两个故乡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后辈有他们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原文结末云:“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
这里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借了这个年青的农民,写出小时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现在先从闰土说起。这闰土本名章运水,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那里是海边,他种着沙地,却是一个手艺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帮忙的,因为他并非长年,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晒谷的时候来做工罢了。他有时来取稻草灰,也带了运水来过,但是有一年因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时便找运水来担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内是相当长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说大祭祀的值年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小说是一九二一年写的,计算起来该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实上是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时鲁迅是十三岁。在复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轮值,致房下分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为兴立诚,鲁迅是兴房派下的。所以须得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单由致房各派轮值,这只要九年就够了。一八九三年轮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尽义务(立房的子京将祭田田租预先押钱花光,发狂而死,已见《百草园杂记》中,)正是此后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资产较多,祭祀比较丰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铜大五事,即是香炉烛台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只便很值点钱,所以特别要有人看守才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故,便是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岁的高寿于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灵,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挂别处,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书房”在“志伊学颜”的横匾下陈设起来。那是在大门内西偏,门口没有看门的人,很是不谨慎,当时仁房玉田在那里设着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时会溜进来,拿走一点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闰土父子
本文里说闰土能装弶捕小鸟雀,这是他父亲的事,在《朝华夕拾》中曾有过一段叙述。他的父亲名福庆,小孩们叫他“庆叔”,是种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聪明能干,他用米筛捕鸟,关在用竹络倒放撑开的麻袋里,后来拿锡酒壶盛大半壶水,把小鸟的头塞在壶口内,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简单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别冷,下雪很多,积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冻了,有一两天航船不能开行,是向来少有的事情。因为大雪的缘故鸟雀无处得食,所以捕获很容易,这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机会,即使下点雪,也没有那些鸟来了。这事可以断定是在壬辰冬天,因为癸巳正月里一直忙丧事和祭祀,不能再有这闲工夫了。闰土出场那时是第一次,中间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场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过了几年之后,庆叔显得衰老忧郁,听鲁老太太说,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闰土结婚后与村中一个寡妇要好,终于闹到离婚,章家当然要花了些钱。在闰土不满意于包办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边农家经过这一个风波,损失不小,难怪庆叔的大受打击了。后来推想起来,陶二峰测字那时候大概正闹着那问题,测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么的训斥了一顿,在这里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机警与江湖诀了
豆腐西施
闰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民国以后,姑且说是民国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与鲁迅同庚的,那么那时该是三十二岁,但如本文中所说已经很是憔悴,因为如老实的农民一样,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着”,这种暗淡的空气,在乡村里原是很普遍的。鲁迅的第二个故乡乃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绍兴,在这背景出现的仍是闰土,他的样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样,那海边的幻景早已消灭,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老屋。那些稻鸡、角鸡、鹁鸪、跳鱼,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动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说中写作犬边查字的,都已不见影踪,只换了几个女人,里边当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别提出的乃是绰号“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记住了貂蝉的名字,以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便拿来形容美人,其实是爱美的人,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搬家
《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详细路程当查《鲁迅日记》,今可不赘。但事实便至此为止,此外多有些诗化的分子,如叙到了家门口时的情形,看见“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写是很好,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那边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干萎了,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话虽如此,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从绍兴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绍兴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这两段长短大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段水路坐船,后段陆路坐火车。杭州南星桥站出发,当天到达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车,在南京浦口轮渡后,改坐津浦车,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时的京奉车,当夜可抵正阳门,其间要换车四次,但坐火车总是一样的。绍兴出西郭门至萧山的西兴镇只有驿路一站,坐民船只一夜就够了,从西兴徒步或乘小轿过钱塘江,那时已用小火轮拖渡,平安迅速,对岸松毛场上岸便是杭州,离南星桥不远,来得及买票上车。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归乡时为佳,因为夏晚蹲船头上看水乡风景确实不差,从绍兴来时所见只是附郭一带,无甚可看,而且离乡的心情总不太好,也是一个原因。本文中说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为是搬家去的,连到家的时候也显得有点暗淡,离家时自然更是如此,虽然说“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很简单却写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母亲与宏儿,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长女末利才三岁,长子冲两岁,时在乡下病卒,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
参考资料:知道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07
《故乡》是鲁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名篇之一。创作于1921年1月,发表于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1号,后来被收入《呐喊》。小说通过“我”回故乡后的所见所闻的描写,反映了旧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可悲变化。尤其是“我”和闰土之间隔了一层深深地沟壑,彼此再也走不到一起。鲁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找寻到一条可以解决先进分子与下层人士之间平等沟通的桥梁,而这不仅仅是在当时辛亥革命后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对于当下21世纪的现代人也同样是需要深思的话题。
在《故乡》中,鲁迅开篇就写到“我”回到故乡所见到的情景。“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这就已经暗示了一种悲哀的气息。后面继续写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了一些活气。”故乡竟然变成了“荒村”,这还是“我”印象中的故乡么?明显有了极大的变化,一种负面的情绪油然而生。果然“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回到故乡都会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归属感,然而“我”对于故乡的感觉却与众不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此刻单单用物是人非来解说此种情况也不足以说明故乡变化之大了。
《故乡》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那就是“变”。故乡里的人变了,“豆腐西施”
杨二嫂变成了“圆规”,儿时天真活泼的闰土变成了麻木的木偶人。尤其是闰土,文中的他变了更多。
《故乡》中闰土的变化这里列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身材变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的通红。”生活的压迫使得闰土不得不“终日吹着海风”,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贫苦大众的生活哪里有安逸可言,处处都是艰辛劳累,身体又哪里可能还像以前般亮丽。闰土的第二个变化是他对于“我”的称呼变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做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儿时相好的玩伴,同辈的的存在,现在竟也套上了等级的帽子,彼此之间的层级竟然转变如此之大,也难怪“我”“打了一个寒噤”。闰土的第三个变化表现在他与“我”之间的情感的变化。以前甚至可以说是用兄弟相称,现在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两小无猜,天真烂漫的感情了。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对闰土说的,“想要连珠一般涌出:鱼鸡,跳鱼儿,贝壳,猹„„”到了后来“我也说不出话”了。从小时候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话不投机,彼此之间感情的变化实实在在的让“我”明白“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闰土与“我”之间的变化无不深深触动我的神经。都说“万变不离其宗”,究竟闰土的变化是为何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怎么也与当时闰土所处的环境逃不了干系。社会大环境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连一个人的内心思想都深深地改变了。劳动人民生活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之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到了种种的打压,社会制度已经成为了人民思想解放的一大阻碍。
鲁迅正是从社会根源上去探寻解决这一厚障壁的方法。思想上要消除闰土的等级观念和迷信观念,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制度。若不诉诸社会政治经济革命,消除“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闰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
在《故乡》中,鲁迅开篇就写到“我”回到故乡所见到的情景。“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这就已经暗示了一种悲哀的气息。后面继续写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了一些活气。”故乡竟然变成了“荒村”,这还是“我”印象中的故乡么?明显有了极大的变化,一种负面的情绪油然而生。果然“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回到故乡都会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归属感,然而“我”对于故乡的感觉却与众不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此刻单单用物是人非来解说此种情况也不足以说明故乡变化之大了。
《故乡》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那就是“变”。故乡里的人变了,“豆腐西施”
杨二嫂变成了“圆规”,儿时天真活泼的闰土变成了麻木的木偶人。尤其是闰土,文中的他变了更多。
《故乡》中闰土的变化这里列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身材变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的通红。”生活的压迫使得闰土不得不“终日吹着海风”,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贫苦大众的生活哪里有安逸可言,处处都是艰辛劳累,身体又哪里可能还像以前般亮丽。闰土的第二个变化是他对于“我”的称呼变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做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儿时相好的玩伴,同辈的的存在,现在竟也套上了等级的帽子,彼此之间的层级竟然转变如此之大,也难怪“我”“打了一个寒噤”。闰土的第三个变化表现在他与“我”之间的情感的变化。以前甚至可以说是用兄弟相称,现在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两小无猜,天真烂漫的感情了。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对闰土说的,“想要连珠一般涌出:鱼鸡,跳鱼儿,贝壳,猹„„”到了后来“我也说不出话”了。从小时候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话不投机,彼此之间感情的变化实实在在的让“我”明白“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闰土与“我”之间的变化无不深深触动我的神经。都说“万变不离其宗”,究竟闰土的变化是为何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怎么也与当时闰土所处的环境逃不了干系。社会大环境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连一个人的内心思想都深深地改变了。劳动人民生活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之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到了种种的打压,社会制度已经成为了人民思想解放的一大阻碍。
鲁迅正是从社会根源上去探寻解决这一厚障壁的方法。思想上要消除闰土的等级观念和迷信观念,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制度。若不诉诸社会政治经济革命,消除“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闰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