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参加革命?

如题所述

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动力。看似朴素浅白的一句话,里面有热情,有坚守,有牺牲,更有忠诚。

“为中华之崛起”而求索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说,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

1910年春天,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在奉天,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还在世间流传——

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学生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则出人意料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1913年,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这所新式学校在严修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人才辈出,周恩来成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东渡日本前,周恩来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一首诗篇,表明了周恩来的远大理想。

在日本的求学生活,打开了周恩来由异域观察故国的新视角。他除了深入观察、深入社会生活外,每日都认真写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立志“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他重拾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杂志,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于是,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活动中,并加入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新中学会。

周恩来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记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过激派”“赖宁(列宁)”“劳农”“社会主义”等夺人双目的字眼。这期间,周恩来还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思想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日益深化。1919年4月回国前夕,他写下一首诗《雨中岚山》,诗作朴实无华,表现了周恩来初识马列主义的收获和欢愉心情。

从前“谈主义,我便心跳”,“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他受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逐步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由于领导请愿斗争被捕,系狱170天。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对信仰的追寻。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认为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用、不管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战后的欧洲受到关注,特别是北欧新俄政治,尤其夺取西欧人民的眼球。周恩来认识到,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德、法、英等国共产党的势力正逐渐壮大。特别是德国的共产党较为活跃,党员已号称30万人。法国的共产党自从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当时也已有大行发达的势头。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国内北京、上海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确立信仰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收获了爱情。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来)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段有关爱情和断头台的回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死与共的爱情盟誓。甜美的爱情和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直到生命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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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0-04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红岩因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出色工作而辉耀中国,永载史册。红岩岁月亦成为周恩来革命生涯中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从1938年12月中旬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西迁,来到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一直到1946年5月离开山城,东迁南京,周恩来在红岩战斗、工作、生活了八年。对于周恩来而言,红岩,是他殚精竭虑为团结谈判而奔走呼号的地方,是他不避艰险在风雨如磐的环境中不懈奋斗的地方,是他与邓颖超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是他寸草春晖陪伴自己父亲与邓颖超母亲最后时光的地方,还是他以诚相待广交朋友的地方。

红岩村一景

正是因为对红岩有着太多的情感,尽管自1946年离渝赴宁,一路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四处奔波,周恩来依然一直心系山城,心系红岩。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身兼多职,仍然四次踏上巴渝大地,两次重返红岩村,以寄托自己的红岩情思。

第一次回红岩村是在1957年初春的二月。周恩来、贺龙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于当年1月7日—2月5日对欧亚十一国进行正式访问后,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回国,由昆明途径重庆,便决定2月8日先到重庆休整几天,再回北京。在重庆休整的这几天,周恩来看望了老朋友王同华(康心远妻子王棣华的胞妹,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康心远(著名爱国实业家)、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老师),与重庆工商联代表会面,视察西南师范学院、重庆钢铁公司、白公馆、渣滓洞旧址,参观红岩村八办旧址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等等。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这一天,周恩来、贺龙等一行人在参观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后,前往红岩村继续参观。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红岩村时,立即被小道旁锻炼的民众认出,他们高兴地欢呼起来,“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听到欢呼声,将房屋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女实业家饶国模拉着小孙子赶紧跑出来,迎了上去。周恩来看到饶国模非常高兴,说“等一会儿,我到后山去会儿就转来看您”。饶国模赶紧说:“那您就先去吧,我马上把茶泡好,转来喝点茶,歇会儿。”

全面抗战八年,周恩来对红岩村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办事处大楼、托儿所、菜地、篮球场、防空洞、水坝、老井等等。当时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周恩来走到了那棵黄桷树下,驻足对随行人员说:“1946年,我在这里对大家说过,不要光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间不会很长,五六年罢!后来形势发展比预料的快,三年半时间,重庆就解放了。”

参观完红岩村后,周恩来跟饶国模一起话家常,聊起了当年的红岩岁月,好不亲切。临走时,饶国模把几个剥离皮的柚子让总理的工作人员带上,周恩来打趣说,这不是又吃又拿吗?饶国模说,这是带给邓大姐的,让她也尝尝。

第二次回红岩村是在1965年9月。应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六周年庆祝典礼,并进行国事访问。9月24日上午,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陪同下,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乘专机由成都到达重庆。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专程从北京飞抵重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西哈努克亲王考察重庆钢铁公司,观看柬埔寨王国体育代表团足球队和重庆市足球队的一场足球友谊赛,并参观中国红色圣地——红岩村。

9月25日是西哈努克亲王重庆之行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一大早,亲王就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任白戈市长陪同下,参观了红岩村。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西哈努克细心地一一参观了毛泽东的住室,以及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办公室。参观完红岩村后,西哈努克意犹未尽,又在中方陪同下,前往当时的重庆市工业展览馆,详细参观了解重庆市工业化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随后,从潘家坪到朝天门码头,10万群众夹道欢送贵宾。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登上轮船离渝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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