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著名人物陈炯明在教科书中是个反而人物,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反对孙中山而被压在两座大山之下.
近年来,在<羊城晚报>\<凤凰网>等媒体中,频频登载若干中立客观评议陈炯明的文章,打破了我们以往对陈氏的认识标准.
不知您对陈炯明这位历史人物+如上这种现象有如何看法?谢谢!
PS:不要长篇复制百科资料,最好能用您自己的认知来表述.
楼下N篇复制别人文章的朋友,将得不到任何分数的肯定.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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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0-11
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陈炯明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
第2个回答 2008-10-13
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陈炯明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那么,在谈及陈炯明及其“闽南护法区”时,凯利顿、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
凯利顿谈到,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不属于最激烈派”;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这一年的4月7日,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陈炯明散发了“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那么,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是不是来自俄国的呢?
“罪恶的包袱”
谈及漳州新政,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伏笔了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进化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处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处。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
“安那琪”的入口处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一夜之间,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沦为孤家寡人了。8月4日,他抵达香港,随即前往新加坡。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他“每日只粮食三餐,或香蕉数只”;他的一个朋友觉察到,“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中国的出路。
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他们不愿参与“二次革命”,并非出于一己之私。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全城军官、士绅、商人极力挽留,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地方自治”、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无论友人、故旧还是父老乡亲,都会立即地抛弃他。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
正因此,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他说,“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他并且表示,他“畏惧革命之心,乃国人之所共谅”。
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而他们见面的当天,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
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从海丰自治、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他决心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史料记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哭亡友陈君竞存》)。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他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也就是说,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军队、官吏,而基于民间、社会;省际的联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觉地合作。几省如此,几国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毋庸讳言,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人心的交融。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
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以执政者的身份,追逐安那琪的梦想。无论如何,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即可造福一方;至于能走多远,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1916年1月6日,在两年多的蛰伏后,陈炯明潜回广东,参与了讨袁战争。他召集了十路旧部;在反袁檄文中,他第一次提出“联邦”主张:“……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
又两年,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闽南护法区”;而在他的心中,这是一块试验田,试验安那琪理想的、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他兹兹不忘的,还是广州的街巷。
“闽星,闽星”
几十年后,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他说,一踏上漳州的土地,“便留得异样的印象”;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刚把行李放进房间,陈炯明就来了。梁冰弦谈到,“陈氏身穿灰布袍子,手持一根藤手杖,翘起两撇威廉须”;因为患有远视眼,他“乜斜双眼”。
陈炯明随和而健谈,“一谈便过了两小时”。梁冰弦写道:“然后由他导引,多人一起,步越公园往总部去……”
让梁冰弦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当天的晚餐。陈炯明最重要的助手邓铿告诉梁冰弦,“今天每席菜是十二块钱的……哎呀,我们到此将一年,这回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呢”。而晚饭后,陈炯明拉着梁冰弦交谈到深夜,“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
当时,安那琪以及门类众多的社会思潮,被统称为“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此后十几天,或早或晚,陈炯明经常独自一人踱步到梁冰弦的卧室,“躺在竹榻上,上天下地,谈个不休”。渐渐地,梁冰弦感动于陈炯明的随和与开明,他答应前来荒凉偏僻的漳州,出任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
所谓“一乡一校”,即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陈炯明是如此的决绝、手笔浩大:他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堂。梁冰弦上任不久,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消息,“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而仅仅四个多月后,1920年4月13日,新的消息又传来了:“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又何止是一个梁冰弦?这一年,同盟会元老陈秋霖也抵达漳州,开始主持《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这两份报刊“实际上是闽南护法区的机关报”,为此,陈炯明以磅礴的热情、浩大的气势,撰写了《闽星-创刊号》发刊词。在这篇两千余字的文章里,他尽情挥洒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倾诉着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第3个回答 2008-10-14
陈炯明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历史人物,联省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思想至今仍有其价值。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4个回答 2008-10-12
反正我不喜欢孙中山,也不喜欢媒体,中山没法评价,至于媒体就喜欢吹些特别的赚眼球,,所以此题无解。(不过相比中山我会更喜欢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