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内容提要 面对“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命题,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理论作出了新的解说。尽管他的无意识学说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不应忽视的贡献:以反传统的姿态更新了理解“人”的观念;丰富了“人”的内涵,在特定的意义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推动了二十世纪对“人”自身的研究与认识。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斯芬克斯最为得意的一个谜语是:“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用两只脚走路,晚间用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一字中底,谜底是“人”,因为“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无助的孩子,他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当午,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走路;但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着拐杖,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之谜和写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同时,提出了认识人本身的要求。从古至今,对“人是什么?”这个亘古的命题,有许多名家作了精辟的论说。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理论,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解说。 弗洛伊德早期的三层心理结构理论,侧重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人的心理,后期的人格三部论侧重从哲学高度剖析了人的心灵,虽然存在差异,但前后期理论都强调本能、冲动和欲望等所充斥的无意识部分。并且,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一种不能为意识所知的特殊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虽然不为人所知,却是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心理系统,它具有非理性、无逻辑的特征,在人的心理和人格形成过程中,无意识起决定性的作用,无意识才是人的心理的本质和真实。[1] 无意识,是一个黑暗中的王国。心理学家们一致把人的心理比作一个“黑箱”,可以说无意识就是这“黑箱”中最黑暗的深层。弗洛伊德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执着的探索精神,第一个把睿智的眼投向那冥冥的世界,把无意识搬上科学的庄严的案几。为此,他受过讥笑、嘲讽甚至遭到辱骂,经历了一切巨星初升时都难免的冷寞。当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其泛性观点,对本能、欲望等作用的片面夸大,忽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偏颇。然而,无意识毕竟是存在的,它是科学之谜,也理应被科学地研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二十世纪人类文化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对二十世纪“人”的观念以巨大影响,以至二十世纪的学者们,在解说“人”时,很少有不提到弗洛伊德及其无意识理论。笔者在此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以及对二十世纪“人”学的贡献分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揭示时代特征 更新理性“人”的观念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是探讨、阐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弗洛伊德生活和成长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是资本主义堡垒之一。十九世纪末,正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它固有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出现了许多病态的社会现象。当时的维也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陈腐的伪善道德和华而不实的文风占统治地位,在“性”领域则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专制制度和天主教清规戒律三重压抑,使人们的精神状态出现种种反常现象,引起人们对精神内部的机制、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加之,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突破性成就,也暴露出过去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促使人们不能不进一步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的内部领域,探求和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层奥秘。再者,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性倾向十分明显,弗洛伊德也自觉地加入了文化危机理论家的行列。实质上,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是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现象的迫切社会需要的产物。正如尼尔所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式中间的奥地利——犹太文化不仅形成了弗洛伊德病人的人格,而且也形成了弗洛伊德本人”。[2]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波林说得更妙:“如果弗洛伊德窒死于摇篮之中,时代将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3]时代造就了弗洛伊德,其学说必然会反映出时代的一些特点。 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尤其是人类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就一直生活在战争的乌云笼罩之下。本世纪上半叶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浩劫——数千万生灵死于战火之中,亿万人流离失所,世代创造、累积起来的财富化为灰烬。而自1945年大战结束至今,全球所进行的地区性、局部性的小规模战争,则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之,人口迅速膨胀,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和践踏,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可以说,现代人所处的时代则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大起大落的时代,是一个痛苦失望而又充满希望和建树的时代,是一个毁灭而又创造的时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现代西方人,他们的现代意识明显地表现为异化感、荒诞感、孤独失落感,心理机制则呈现出燥裂的、忧郁的、怀疑一切的特征。现代西方人越来越感到,在向外在大自然索取自由的过程中,是付出了牺牲自我内在自由的高昂代价的,于是,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十分明显而突出。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又必然要在现代人的人格、本质等方面反映出来。于是,时代和社会决定了二十世纪“人”的存在和本质有了新的特征和内涵。弗活伊德以其无意识学说,探索、揭示、解说人的精神生活内部的冲突矛盾,正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人”的一些本质特征。 弗洛伊德把所有成人的心理过程和人格,看成是由无意识、前意识、有意识,或者说本我、自我、超我,这样三个小我构成的,其中无意识、本我是人格中最深层次的我,它以非理性冲动为特征,是人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之一。 但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的发现,曾使近代人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是按照一些简洁的公式、定理来运转的,因此,理所当然的,人的生活包括内心生活,都应当遵循某种理性的秩序,就犹如地球必然绕太阳运转一样。加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高扬“人”的旗帜,以人性、人权、人智对抗神性、神权、神智。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同自然科学相结合,筑起了理性的审判台。维护着从自然到社会进而至人的内心生活的秩序。自此以后,一切都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审视,“人”则被看成理性的动物。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研究和说明人的本能、欲望、情感等无意识因素,以及它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中的巨大作用,进而提出非理性的无意识精神生活对人具有支配力量的学说。这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流行的“人”是理性为主的动物或纯粹理性的动物这一观点,既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同时从理论上揭示了现时代“人”的一些特征从而更新了理性“人”这种观念。 考茨基曾说:“人也并不是仅仅进行有意识的行动的动物。即使在今天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时代,有伟大的科学发现,我们的行为仍然经常有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出自于无意识的本能、欲和习性的”。[4]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正是揭示了这些非理性精神生活,让我们看到“人”并非是纯粹理性的动物。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赫根汉所说:“使人的自尊受到第三次打击的正是弗洛伊德,他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无意识机制的激发。换句话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决不是有理性的动物。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理论,但很清楚,他的观点已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待人类本性的方法。”[5] 丰富了“人”的内涵 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本质等作了辩证的、科学的阐说。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东西,作为现实的人,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生产实践中,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一定的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等等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也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7]还论述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8]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人”学,既肯定人的社会属性,但是,也并不笼统地反对人的自然属性,他们认为“吃、喝、性行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然而,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对人的理性尤其是社会属性部分的阐述,系统、深刻而精辟。相比之下,对人的自然属性部分的论述,则远不及社会属性,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生活因素,更是重视不够。诚如奥兹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对于形成主观的原动力的心理过程,所知道的还很不充分,也不曾加以适当的注重。……却是由于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的限制”。[9]虽然是“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造成阐述“还很不充分”,但恰好说明,马克思主义“人”学,对自然属性部分的论述确实远不及对社会属性部分论述得“充分”。 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丰富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今天看来固然有夸大和抽象之不足,然而,它却是最早深入而系统地进行科学探求、说明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根源的,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非理性、无逻辑的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对人的性本能、欲望、冲动等无意识因素的大胆分析和说明,既更新了过去流行的“理性人”的观念,从而丰富了“人”的内涵,而且,从新的角度以新的内容,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尤其是支持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对自然属性的肯定。 恩格斯曾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0]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人的自然属性,限于时代、环境因而论述得“不充分”。而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专门研讨人的非理性和自然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 推动了二十世纪对“人”自身的研讨和认识 弗洛伊德虽然不是发现无意识的第一位历史人物,但是,弗洛伊德研究无意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无意识理论是人类在认识自己、认识自身过程中的重要成果,既使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跨进了一大步,同时又推动了二十世纪对“人”自身的研究和认识,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学名家名著。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一书中,为了解说他所理解的“自由的含义”,对人性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结构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外在的组成部分”和“内在的组成部分”。所谓外在的组成部分,是指人的如下一些特征:“爱、破坏性、虐待狂、顺从倾向、权力欲、超然性、自我扩张欲、吝啬、感性享受以及对淫荡的恐惧”[11]等等,这些个性特征是人在适应社会环境过程中的产物,它们的特点是“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可塑性”[12]。而所谓内在的组成部分,是指“人必须吃、喝、睡、针对人对人去保护自己等等”[13],这些特性是“植根于人生结构的需要”[14],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它们若是得不到满足,一旦超过限度,人就无法承受,这些特性可以用“自我保存的需要”来概括。弗洛姆对“人”的解说,可以说直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因为,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能、性欲说成是人性的根本动力,忽视了社会经济对人的影响,于是他自己对弗洛伊德予以反驳,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 在心理学界,常把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派称为“第一思潮”。把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称为“第二思潮”,把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称为“第三思潮”。马斯洛人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在继承、借鉴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华生行为主义基础上创立的,马斯洛在对人性进行论说时,提出“基本需要”是人性发展的内在动力。[15]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6],认为这些“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华生行为主义,也就不会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了。 过去,我们对人的“意识”多停留在“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上,重在强调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17]中,“强调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重点探讨了人的认识、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生理机制问题。这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二十世纪对“人”进行探讨和论说的名家名著,都几乎无一例外是“踩”在弗洛伊德的肩上的,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对二十世纪对“人”自身研讨的推动作用,波林作了形象而中肯的说明:“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18]。 总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是本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国际影响的学说,它既有不足和偏颇之处,亦有应予肯定的内容,我们在此分析、评说其贡献,只是想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接受有益于人类精神文明和文化进步的因素。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推动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二十世纪“人”的观念,作出了丰富、发展甚至更新的贡献,使“人”的观念有了新的内含。“人”——是社会性和生物性、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辩证统一,这种观念到今天已经普遍为人所首肯,而且,现时代的人们,既重视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同时也不再忽视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精神生活,注重自然属性了。这种新观念的普遍确立,新方法的广泛使用,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所起的拓荒意义是分不开的。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不仅对“人是什么?”作出了新的解说,具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而且因此而给西方人的思维开辟了一个新的精神领域,继而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意识流小说的形成及意识流方法的大量运用,二十世纪文学“内倾化”特点的形成,文学评论中精神分析法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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