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制度主义诠释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范式理论给分析民初政党政治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以此为分析途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必然原因。
（一）政治结构：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由于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样缺乏中央权威领导而走向失败；“清末新政”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但是在地方主义盛行、军阀政治即将出现的晚清，中央权威早已丧失殆尽而无力主导新政的实施。可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昭示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乏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近代中国中央权威的缺失肇始于洋务运动导致的地方主义。“新崛起的地方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使人们看到了地方性组织的优势，……这些独立地方性的发展总的来说削弱了一切可能对现代化有利的政治条件……使现代化事业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指导”[iii]。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削弱了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民初的政党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处于一种缺乏中央集权的、多方势力斗争与角逐的“丛林规则”之中。民国初年存在三大政党、两大派别，以及几百个小党，但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主导地位，政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均衡状态。
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得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地方主义更加盛行，本来就缺失的中央权威得不到重建。在中国急需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的时候，民初中国资产阶级在政党政治运作上却舍本逐末，放弃外争民族独立，内谋经济发展、国家统一与社会进步这一时代主题，而把主要政治目标和精力放在争夺国会和内阁席位上，从而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可见，民初政党政治不去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而是无休止的争夺议会和内阁的席位，盲目追求西方英美自由民主模式，这使得制度变迁丧失了主导和推动力量，政党政治注定是要走向失败的。
事实上，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肩负起建立统一的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重任。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均十分脆弱，由于它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可能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决雌雄，因此，一遇到官僚买办的武力胁迫，它就会转向或妥协，委曲求全，等到气候有利，它又会出来为自身的发展而抗争。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就会使其日趋丧失影响而走向衰败。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初的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地蜕变成了民初北洋军阀政治的附庸与装饰品。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环境下，政党与军阀、议会与专制，这两种本来互相排斥的东西，相互妥协，相互渗透，就这样奇妙地统一起来。很显然，政党政治的主要倡导者资产阶级的这种附庸地位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更不用说让他们去掌握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推动制度变迁了。
就近代中国的国情而言，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主导和推动。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会成为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主导和推动力量，而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他们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视掌握中央权威的做法，更是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二）经济结构：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iv]。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
民初政党政治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伴随着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先进的中国人当时大多看到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制度，而忽略了对制度变迁的方式的学习。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盲目学习照搬英美模式，忽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一味的强调模仿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来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土壤。英美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英美国家，资产阶级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日益雄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最终掌握国家政权从而成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和推动者。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实力都十分薄弱，使得资产阶级根本不足以构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
民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既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无强固的政治核心，就不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不能形成阶级意识非常明确的、坚固的、强大的政党，也就根本无法靠阶级力量走社会中心主义道路。
因此，软弱的资产阶级不顾中国的国情，在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的前提下，盲目地走西方英美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道路，妄图在不掌握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依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制度变迁，显然是没有找到推动中国制度变迁的正确道路。
（三）思想观念：观念与时机脱节
制度变迁理论将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期。常规时期指一旦制度在政治冲突之中被设计出来之后，随即就会进入一个正常的路径依赖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制度与环境之间、制度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和冲突的各方之间在既存制度下都保持着某种平衡。常规时期形成的制度决定着制度的基本走向。关键时期又可以理解为战略机遇期，一般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和时间段。既存在着促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潜伏着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衰败的重大危机。在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整个近代中国都可以看作历史关键时期，看作是一个制度大变迁时期。
民初政党政实践的理论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正是在英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下，民初才出现了议会政治的高潮。然而，并非任何思想观念都能推动制度变迁发生，思想观念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观念与时机的契合；二是观念引导制度变迁的顺序选择。
“观念与时机的契合”是指，观念必须与现实政治经济需要相结合，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与社会发展中的有利时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作用，成功推动制度变迁。“观念引导制度变迁的顺序选择”与第一个也紧密相连，是指在观念指导下的顺序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初的政党政治实践，从前述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可以看出来，本身不具备实行的土壤。因此，英美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观念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实践中是没有有利时机实行的，它在近代中国严重缺乏生存的土壤。因此，观念与时机存在严重的脱节，这样就限制了观念作用的发挥。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尽管思想上自由民主主义的呼声是那么地高涨，但是在实践中始终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不仅观念与时机相脱节，而且观念影响下的制度安排的顺序选择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议会政治的现实是盲目追求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模式，实行分权而非集权模式，结果分权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缺位和权威的丧失，因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近代中国在最需要集权的时候却选择了分权，这是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源之一。
（四）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
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除了政治、经济结构的缺失以及观念与时机相脱节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传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早已成为社会的“共享信仰”。尽管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对传统文化的共享信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社会变革并不完全同步。
由于人们深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才会出现张勋复辟的丑闻。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缺位，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背景，这包括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而在清末民初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的心理认同，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左右着自己的情感倾向，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建；人们的共和观念淡薄，儒家文化仍很顽强；人治观念也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乏规范认同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是贫乏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在社会建立一种广泛的认同。
总而言之，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给了我们一种诠释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新思路。在跨入历史关键时期的近代中国，需要先进的阶级在“思想观念”的引导下探索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道路。根据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经验，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而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最需要中央集权的时候却在盲目照搬西方的分权政治与议会政治，追求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思想观念在中国没有与有利的时机相结合，而且又受到传统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阻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必然结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范式理论给分析民初政党政治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以此为分析途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必然原因。
（一）政治结构：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由于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样缺乏中央权威领导而走向失败；“清末新政”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但是在地方主义盛行、军阀政治即将出现的晚清，中央权威早已丧失殆尽而无力主导新政的实施。可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昭示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乏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近代中国中央权威的缺失肇始于洋务运动导致的地方主义。“新崛起的地方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使人们看到了地方性组织的优势，……这些独立地方性的发展总的来说削弱了一切可能对现代化有利的政治条件……使现代化事业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指导”[iii]。另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削弱了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
民初的政党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处于一种缺乏中央集权的、多方势力斗争与角逐的“丛林规则”之中。民国初年存在三大政党、两大派别，以及几百个小党，但是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主导地位，政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均衡状态。
政党之间的竞争使得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地方主义更加盛行，本来就缺失的中央权威得不到重建。在中国急需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的时候，民初中国资产阶级在政党政治运作上却舍本逐末，放弃外争民族独立，内谋经济发展、国家统一与社会进步这一时代主题，而把主要政治目标和精力放在争夺国会和内阁席位上，从而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可见，民初政党政治不去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而是无休止的争夺议会和内阁的席位，盲目追求西方英美自由民主模式，这使得制度变迁丧失了主导和推动力量，政党政治注定是要走向失败的。
事实上，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肩负起建立统一的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重任。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均十分脆弱，由于它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可能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决雌雄，因此，一遇到官僚买办的武力胁迫，它就会转向或妥协，委曲求全，等到气候有利，它又会出来为自身的发展而抗争。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就会使其日趋丧失影响而走向衰败。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初的政党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地蜕变成了民初北洋军阀政治的附庸与装饰品。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环境下，政党与军阀、议会与专制，这两种本来互相排斥的东西，相互妥协，相互渗透，就这样奇妙地统一起来。很显然，政党政治的主要倡导者资产阶级的这种附庸地位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更不用说让他们去掌握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推动制度变迁了。
就近代中国的国情而言，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主导和推动。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会成为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主导和推动力量，而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他们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视掌握中央权威的做法，更是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二）经济结构：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iv]。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
民初政党政治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伴随着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先进的中国人当时大多看到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制度，而忽略了对制度变迁的方式的学习。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盲目学习照搬英美模式，忽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一味的强调模仿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来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土壤。英美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英美国家，资产阶级阶级力量和经济基础日益雄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最终掌握国家政权从而成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和推动者。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实力都十分薄弱，使得资产阶级根本不足以构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
民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既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无强固的政治核心，就不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不能形成阶级意识非常明确的、坚固的、强大的政党，也就根本无法靠阶级力量走社会中心主义道路。
因此，软弱的资产阶级不顾中国的国情，在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的前提下，盲目地走西方英美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道路，妄图在不掌握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依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制度变迁，显然是没有找到推动中国制度变迁的正确道路。
（三）思想观念：观念与时机脱节
制度变迁理论将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期。常规时期指一旦制度在政治冲突之中被设计出来之后，随即就会进入一个正常的路径依赖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制度与环境之间、制度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和冲突的各方之间在既存制度下都保持着某种平衡。常规时期形成的制度决定着制度的基本走向。关键时期又可以理解为战略机遇期，一般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和时间段。既存在着促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潜伏着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衰败的重大危机。在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整个近代中国都可以看作历史关键时期，看作是一个制度大变迁时期。
民初政党政实践的理论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正是在英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下，民初才出现了议会政治的高潮。然而，并非任何思想观念都能推动制度变迁发生，思想观念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观念与时机的契合；二是观念引导制度变迁的顺序选择。
“观念与时机的契合”是指，观念必须与现实政治经济需要相结合，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与社会发展中的有利时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作用，成功推动制度变迁。“观念引导制度变迁的顺序选择”与第一个也紧密相连，是指在观念指导下的顺序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初的政党政治实践，从前述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可以看出来，本身不具备实行的土壤。因此，英美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观念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实践中是没有有利时机实行的，它在近代中国严重缺乏生存的土壤。因此，观念与时机存在严重的脱节，这样就限制了观念作用的发挥。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尽管思想上自由民主主义的呼声是那么地高涨，但是在实践中始终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不仅观念与时机相脱节，而且观念影响下的制度安排的顺序选择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议会政治的现实是盲目追求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模式，实行分权而非集权模式，结果分权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缺位和权威的丧失，因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近代中国在最需要集权的时候却选择了分权，这是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源之一。
（四）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
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除了政治、经济结构的缺失以及观念与时机相脱节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传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早已成为社会的“共享信仰”。尽管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对传统文化的共享信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与社会变革并不完全同步。
由于人们深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才会出现张勋复辟的丑闻。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缺位，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背景，这包括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因素。而在清末民初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的心理认同，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左右着自己的情感倾向，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建；人们的共和观念淡薄，儒家文化仍很顽强；人治观念也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乏规范认同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是贫乏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在社会建立一种广泛的认同。
总而言之，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给了我们一种诠释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新思路。在跨入历史关键时期的近代中国，需要先进的阶级在“思想观念”的引导下探索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道路。根据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经验，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而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最需要中央集权的时候却在盲目照搬西方的分权政治与议会政治，追求西方的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思想观念在中国没有与有利的时机相结合，而且又受到传统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阻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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