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演义里的人全部都是单名啊?像是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就连复姓的司马懿,諸葛亮等全部都是單名??誰知道?
其实三国时期起名字是很讲究的,生下来后一般会有名,字,号三种称谓。比如诸葛亮,填表格式应该是这样的格式: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其实卧龙的号也是诸葛亮是文人觉得自己太有才了,是自己给自己封的称号。
还有关羽应该填:姓关,名羽,字云长,“武圣”称号是多年以后人们给他加的。张飞名飞,字翼德。当时你如果打听张飞这样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可能会有好几个叫张飞的人,如果你再说明是找张翼德,姓、名和字都说全了,基本就不会找错人了。
有人对三国里记载的任务做过统计分类,有名有姓的1092人,绝大数是单名。除了诸葛亮老丈人叫黄承彦外,据现在专家考证,黄承彦可能是姓黄,字承岩,而不是名承彦。当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清一色单名。出现这种现象大致与两个原因有关,
第一个原因是避讳礼制。先秦的《礼记·曲礼》里对名字的规定“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如果取两个字为名,只讳言其中一个字,另一个字可以不用讳。
起名一个字两个字都可以。但随着避讳制度的也越来越讲究,“二字不偏讳”也成非礼了,不如“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意思就是还不如取名一个字更容易避讳。
第二原因是“王莽改制”,西汉灭亡时期,王莽上台后,来了个全面大改制,改地名、改官名和改人名,更是规定禁止名两个字的法令。谁也不敢跟国家法律作对啊。这个单字制度直接影响到东汉和三国以后长达三百年之久。
所以说三国时期里人物起名字都是单字是有历史背景的。起名字也是紧随着时代发展的,到了解放后,起名字基本就是姓和名,没有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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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粗陈梗概。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加了许多奇闻轶事.传奇色彩与可读性都大大增强。
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
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等。
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 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该书是民间传说中
三国故事的写定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人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大凡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刘衔)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