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西方文化 可以和东方文化做对比
大家知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说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的话,距今已经有4千5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常说中国文明5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从夏代开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但是西方学术界只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是从商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因为,他们认为夏代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文明,尤其是没有找到文字。没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种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种传说。不过,我们自己还是坚持我们的文明是从夏代开始,也就是和西方的文明历史大抵一致。下面,我打算比较系统地从四个方面来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源流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中间”的意思,正宗的中国实际上是指华夏。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夏”的概念,而与之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明显的夏夷之分,夏就是中央、华夏。那么“夷”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指市民。我们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在华夏文明圈的四周就是广义的夷,它分为南蛮、北狄、东夷和西戎。大家看,这些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底,因此,在以华夏自居的中原人看来,四方的夷人和野兽生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四周人都还是游牧民族,或者是过着原始的、落后的生活,还没有进入文明。大家知道,一直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以后,那一批比较保守的士大夫仍然还把西方人称为“洋夷”,只有中国是泱泱大国,之外的人都是野蛮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追溯到的历史上限——商代的文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四夷”怎样不断地威胁到华夏的政权,以及和华夏文化互相交融的一些记载。可以说,一直到明朝,威胁到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都是来自于西北。东南不能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而西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可以连接到罗马帝国,在这广袤的森林草场之上,野蛮的游牧民族,骑着快马,一日千里地奔驰在大草原上。他们都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来如迅雷、去如狂飙啊,基本靠抢掠为生。抢劫完之后,迅速离开。所以啊,中原的定居的华夏农耕文明基本处于弱势。商周两代的史书,称呼这些时常来侵犯和骚扰他们的民族都含有明显的贬义。比如: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猃狁等。诗经小雅里描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也就是说,至少从商代开始,西北民族就开始侵犯中原,一直到西周,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得褒姒的千金一笑的故事。那么,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烽火台,而烽火台就是为了防御戎狄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周幽王失信于民,后来果然在西北戎狄的侵犯之下,被杀死在密山脚下,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而当时入侵周王室,杀死周幽王的人是谁呢?就是这支犬戎。而到了秦朝呢,我们发现对戎狄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匈奴人。当然在这一千多年里,戎狄本身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游牧民族嘛,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分分合合。唐朝时代的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陆游啊、王维啊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西北征战的艰辛。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那就是修筑万里长城。而事实上,这个长城只是秦始皇将六朝时代各个北边国家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已。那么,这些北方的国家纷纷修筑长城,为的就是防止匈奴人的来犯。那么秦始皇统一六朝以后,他就把这些北长城连接起来了。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汉朝历来重武轻文,喜欢打仗,而不喜欢读书。 汉朝建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在山西平城的白登山被匈奴的单于围困,本无生还的希望,后来因吕后用重金收买了单于的妃子,才买得汉高祖一条性命。从此开始了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之路。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身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大之后,中原开始主动攻击匈奴了。一直到东汉的汉献帝,这期间出了很多讨伐匈奴的著名将军,李广、霍去病等等,所向披靡,打得匈奴往西跑。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进行了 4百年左右。我们说汉代本来就穷兵黩武,中国人喜欢打仗,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也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书的劝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的那种旷世雄风就逐渐被柔化了,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仁义的礼仪之邦。正是由于汉朝的逼迫,大量的匈奴人因为打不过汉朝啊,又过不了长城,所以就只好向西边跑。在这个过程之中,匈奴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就抵达了莱因河、多瑙河一带,这就压倒了那一带的日耳曼蛮族身上。而日耳曼人又打不过更为野蛮的匈奴人,所以日耳曼人也只好往西边跑,于是灾难最后就落到了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罗马帝国由此毁灭。因此,我认为,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两边有两个强大的帝国,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都喜欢打仗,喜欢征服,但是由于地理原因,他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们就仿佛高手过招一样,用气来压到对方。(笑)所谓的“气”就是两国之间的广袤的森林草场以及那里的游牧民族。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是秦汉帝国占了上风。当然这是从长久的历史阶段来看,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前那,秦汉却自己先灭亡了。汉朝灭亡固然是因为内忧,当然也有外患。内忧是指黄巾起义、宦官当政、董卓弄权,最后就出现了三国。三国归晋,最后魏导致南北朝。那么导致南北朝的原因就是外患,一些残余的匈奴人依然逗留在西北边境,一旦你自己国力开始渐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又落到了中国已经衰落的政权之上,这样的话,汉王朝就不堪一击,分裂为南北朝,划江而治: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被称为“五胡乱华”,就是匈奴、鲜卑、羌人、羯人、氐人这五个游牧民族把中国汉人建立的政权赶到了黄河以南,他们自己则在黄河以北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建立了胡人政权。再往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内乱,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开始崛起,也是二世而亡的短暂辉煌。紧接着就进入了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时代。即便是在这种繁盛的时候,西北边陲并不是就没有边患了,只不过唐朝和他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通商关系,双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宋代,就又恢复了以前的交恶关系,西夏、辽、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一直一直地威胁你的政权。以至于后来已经把宋朝打倒长江以南了,然后蒙古人索性把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全部给灭掉了,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元朝也很短暂,因为它拒不接受中国文化,仍然想要“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尽管元太祖忽必烈本身是一个很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手下的王公贵族仍然歧视汉人、蔑视汉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即广义的西域人,三等是金人统治下的汉人,末等是南人即南宋人的后裔。而事实上南宋人的文化水平是极高的,他们是延续并完整地保持了正宗儒家文化,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源流呢,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就是“中间”的意思,正宗的中国实际上是指华夏。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夏”的概念,而与之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明显的夏夷之分,夏就是中央、华夏。那么“夷”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指市民。我们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在华夏文明圈的四周就是广义的夷,它分为南蛮、北狄、东夷和西戎。大家看,这些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底,因此,在以华夏自居的中原人看来,四方的夷人和野兽生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四周人都还是游牧民族,或者是过着原始的、落后的生活,还没有进入文明。大家知道,一直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以后,那一批比较保守的士大夫仍然还把西方人称为“洋夷”,只有中国是泱泱大国,之外的人都是野蛮人。也就是说,在我们能够追溯到的历史上限——商代的文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四夷”怎样不断地威胁到华夏的政权,以及和华夏文化互相交融的一些记载。可以说,一直到明朝,威胁到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都是来自于西北。东南不能构成对中原的威胁,而西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可以连接到罗马帝国,在这广袤的森林草场之上,野蛮的游牧民族,骑着快马,一日千里地奔驰在大草原上。他们都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来如迅雷、去如狂飙啊,基本靠抢掠为生。抢劫完之后,迅速离开。所以啊,中原的定居的华夏农耕文明基本处于弱势。商周两代的史书,称呼这些时常来侵犯和骚扰他们的民族都含有明显的贬义。比如:鬼方、鬼戎、昆夷、犬戎、猃狁等。诗经小雅里描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也就是说,至少从商代开始,西北民族就开始侵犯中原,一直到西周,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博得褒姒的千金一笑的故事。那么,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烽火台,而烽火台就是为了防御戎狄民族的侵扰而修建的。而周幽王失信于民,后来果然在西北戎狄的侵犯之下,被杀死在密山脚下,周平王迁都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而当时入侵周王室,杀死周幽王的人是谁呢?就是这支犬戎。而到了秦朝呢,我们发现对戎狄的称呼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匈奴人。当然在这一千多年里,戎狄本身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化,游牧民族嘛,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分分合合。唐朝时代的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陆游啊、王维啊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西北征战的艰辛。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那就是修筑万里长城。而事实上,这个长城只是秦始皇将六朝时代各个北边国家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已。那么,这些北方的国家纷纷修筑长城,为的就是防止匈奴人的来犯。那么秦始皇统一六朝以后,他就把这些北长城连接起来了。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汉朝历来重武轻文,喜欢打仗,而不喜欢读书。 汉朝建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在山西平城的白登山被匈奴的单于围困,本无生还的希望,后来因吕后用重金收买了单于的妃子,才买得汉高祖一条性命。从此开始了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之路。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身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大之后,中原开始主动攻击匈奴了。一直到东汉的汉献帝,这期间出了很多讨伐匈奴的著名将军,李广、霍去病等等,所向披靡,打得匈奴往西跑。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进行了 4百年左右。我们说汉代本来就穷兵黩武,中国人喜欢打仗,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也就是汉武帝接受董仲书的劝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的那种旷世雄风就逐渐被柔化了,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仁义的礼仪之邦。正是由于汉朝的逼迫,大量的匈奴人因为打不过汉朝啊,又过不了长城,所以就只好向西边跑。在这个过程之中,匈奴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就抵达了莱因河、多瑙河一带,这就压倒了那一带的日耳曼蛮族身上。而日耳曼人又打不过更为野蛮的匈奴人,所以日耳曼人也只好往西边跑,于是灾难最后就落到了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罗马帝国由此毁灭。因此,我认为,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两边有两个强大的帝国,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都喜欢打仗,喜欢征服,但是由于地理原因,他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们就仿佛高手过招一样,用气来压到对方。(笑)所谓的“气”就是两国之间的广袤的森林草场以及那里的游牧民族。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是秦汉帝国占了上风。当然这是从长久的历史阶段来看,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毁灭之前那,秦汉却自己先灭亡了。汉朝灭亡固然是因为内忧,当然也有外患。内忧是指黄巾起义、宦官当政、董卓弄权,最后就出现了三国。三国归晋,最后魏导致南北朝。那么导致南北朝的原因就是外患,一些残余的匈奴人依然逗留在西北边境,一旦你自己国力开始渐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又落到了中国已经衰落的政权之上,这样的话,汉王朝就不堪一击,分裂为南北朝,划江而治: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在当时被称为“五胡乱华”,就是匈奴、鲜卑、羌人、羯人、氐人这五个游牧民族把中国汉人建立的政权赶到了黄河以南,他们自己则在黄河以北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建立了胡人政权。再往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内乱,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开始崛起,也是二世而亡的短暂辉煌。紧接着就进入了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时代。即便是在这种繁盛的时候,西北边陲并不是就没有边患了,只不过唐朝和他们保持了一种良好的通商关系,双方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宋代,就又恢复了以前的交恶关系,西夏、辽、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一直一直地威胁你的政权。以至于后来已经把宋朝打倒长江以南了,然后蒙古人索性把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全部给灭掉了,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元朝也很短暂,因为它拒不接受中国文化,仍然想要“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尽管元太祖忽必烈本身是一个很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手下的王公贵族仍然歧视汉人、蔑视汉文化。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即广义的西域人,三等是金人统治下的汉人,末等是南人即南宋人的后裔。而事实上南宋人的文化水平是极高的,他们是延续并完整地保持了正宗儒家文化,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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