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二君的传记位列于史记列传中的首篇,考其中缘由,太史公当深许其志洁义重。伯夷叔齐以国相让以致二人离开故国而奔西伯,其志无意于权势名矣,其志不能不谓之洁,武王伐纣,其讽之为“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其不畏于强权,其义不能不谓之重。然志洁义重如二人者,竟饿死于首阳山,将死之时作诗“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后世多有将其视为不能随时俯仰且顽固的典型,或名之为书生意气。
在评价伯夷叔齐前,必须要解决武王伐纣的性质。对武王伐纣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伯夷叔齐的认识与评价。在记载武王伐纣的《牧誓》中,武王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爵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商纣的罪过主要是宠爱妲己,打击贵族。文中的“百姓”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黎民百姓,而是贵族的代名词。后世之人常将种种罪恶尽归于末代的败亡之君,多不识不思败亡之渐由来远矣。孔甲乱商。九世而殒。商纣诛比干,囚箕子,有抑制食封贵族、振救班爵制度之弊的作用。其征讨东夷之时,武王起兵袭其后,在战略上讲是成功的。在道义上则不尽居道德的制高点上。
史家所提倡“不虚美,不隐恶”。伯夷叔齐生于其时,又身为孤竹国的王子。学在官府的传统未被打破,学术尚未下移至平民中间,其对当时政治的认识与了解要远比后世之人更清晰深刻。当二人叩马而谏,自当认为武王之举不为世范。在周朝建立之后,又以之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夏启称王而家天下,征讨有扈氏扬言“恭行天之罚”,有扈氏灭。《淮南子》认为“(有扈氏)知义而不知宜也”。士为知己者死,有操守而守之不失乃可称之为士。道德操守不适于在政治领域的生存,中国历史上多的是一幕幕的武戏,真有几场文戏也不过是武戏的变种。止干戈以卫社稷,社稷不是道德可以维护不失的,干戈是维护社稷的硬性力量。
伯夷叔齐是蔑视暴力而有人文情怀的理想政治者,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操守,不会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轻易其志。在他们看来商王的统治固然不好,武王的治理未必强过商王几分,其自身上有不足之处,何足言“恭行天罚”于“大邑商”。当文丁杀季历,西伯囚于羑里之时,周商已是两代世仇,借言拯救黎民百姓,其中为其父祖报仇成分抑或不少。故伯夷叔齐有“以暴易暴”之说。伯夷叔齐对于时局的了解远较我们更深,故其劝阻武王伐纣的行动。
我们后世之人多耳食,多道听途说,更多以讹传讹,进入春秋战国学术下移多有对现实不满者,言必赞美三代之治,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圣王。在赞美武王的同时,讽其“以暴易暴”的伯夷叔齐就成了冥顽不灵的泥古不化的学究式人物。商朝末年———任何一个朝代的末年都是较为混乱的,秩序破坏,统一不再,还有谁会独守自己的理想与操守?伯夷叔齐固有所辨别,孤竹国国君之位不足以动其心,其志洁义重不愿为浊世的政治所污,故就西伯以期遂其志。至于武王起兵征商,二人视之亦当如孙中山先生之看军阀“南与北一丘之貉”。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太史公感叹如伯夷叔齐者不得善终,盗跖之徒竟享高寿。“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非独清士贤者所独享;恶,亦非盗寇奸宄所独占。善恶自有其判,善恶二字不能断尽古今之事。角度有别,则眼光有差,则结果有所不同,善恶就会有新的评判。我们应当如何选择?伯夷颜回等人安贫乐道,以其地位才华寻富贵则是易事,而他们没有选择富贵权势。盗跖之徒为恶不断,以其为恶之力做善事亦是易事,而他们同样不会选择与人为善。“道不同,不相为谋”,众人所取所重不同。如上所言,有操守而守之不失乃可称之士,伯夷叔齐之行的意义在于精神的充实和内心的强大,其不以世俗的物质为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为最可钦敬之处。而其隐居首阳山,我不能违心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如伯夷叔齐者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而姜太公则为政治上的务实主义者。
“以暴易暴”固然有其错处,消极避世也不是一种积极人生所当有的。商末周初混乱之世未定,如尽如伯夷叔齐,天下一样无法太平,二人在首阳山隐居的生活也不能实现。姜太公为《六韬》以致治,乱世杀伐故不可免,然“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历史进步的原动力首要在物质的创造力,精神上的追求是附着在物质之上的。伯夷叔齐自可隐居,天下苍生能达其境界的有几人?为自己的理想操守可以就死的人物是可敬的,能守其操守而又可致民安乐的人更是可敬的。事功学派提倡务实而不务虚,道德与功利是一体的。或许是分工不同,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存在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问题。伯夷叔齐带有苦行性质的坚持给了我们什么?士人的典范?孤独的理想守望者?令人耻笑的顽固?我以为给我们以深远的人文思考。姜太公周公因时制宜的务实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是几百年相对安定的秩序与和平。二者优劣,见仁见智。理想与现实,各有其用。无现实,理想无所依附。无理想,现实无所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