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顺应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跨越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以最野蛮的方式将中国强行拖入近代。从此中国不能再远离世界踽踽独行,挨打、沉沦,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奋起自救。
即便是麻木不仁、虚傲自尊的晚清朝廷,也曾“师夷制夷”,兴办过洋务、颁行过“新政”。而最强烈的反抗与变革求索出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及其各地难以数计的民变、起义,80年绵延不绝,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洪秀全、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秋瑾……每个志士都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但是,移植西技西法,却不能勃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的机遇总是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
正当中国自救无路,彷徨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改变了世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
欧洲爆发了德国、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工人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发生了法国工人的“五月战斗”;亚洲发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的“米骚动”,朝鲜“三·一起义”以及印度、埃及、阿富汗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随着这股潮流,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到东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共产党在各国相继建立。
新的世界潮流如狂飙突进,由十月革命引导着滚滚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走改良主义的路,将民族命运寄于建设一个“好人政府”;二是继续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维护辛亥革命的最后果实民元约法和体制;三是“以俄国为师”,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新路。
在十月革命的对比下,前两条旧路黯然无色。正如孙中山投书变法不成而选择了革命,五四时期的先锋们对民国失望而另觅新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全局中去。
把握世界潮流,就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从中找到中国革命前进的大方位和总目标。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⑴发生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它的历史范畴、领导阶级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支持;它的前途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始终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环境中,正确估计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对象,正确估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论持久战》中,形象地把中国战场与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比作是“世界性围棋”。中国这个“战略单位”是整个反法西斯天罗地网的一部分。
党立足本国,放眼全球,以局部推动全局,又以全局的进展带动局部,取得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革命形势的根本转机,接着又继续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推动,中国革命肯定困难艰巨得多。自从世界扣开中国的大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地把民族命运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意创新,解决了旧民主革命没有解决的历史课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革什么命与怎样革命两大问题,形成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的论断。
在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初步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动力问题,包括工农联盟、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将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他相继发表了《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与规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这个跨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引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克服了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弱点和局限,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这就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时代进步的内容,孕育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自身的先进性,将一盘散沙似的亿万民众团结发动起来,组织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为民族解放英勇奋斗,并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包括370万优秀儿女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终于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民族分裂、主权沦丧的局面,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然而,几十年以后竟有人妄论“告别革命”。说“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革命不如改良。指责中国百年的革命史,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这些人漠视历史,否定革命,真实的用意在于否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列宁早就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⑵,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
它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更不因任何人的责难而改变。若不是革命,世界上恐怕早已没有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园。
二、顺应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进一步发展,鲜明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发展为十几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世界和平正义做出了卓越贡献,战前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已经大大提升了它的国力,由原来的欧洲第4位跃居欧洲首位,战后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军事与政治强国。这对广大新独立的落后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成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性潮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没收官僚资本所形成的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苏联支持这两大机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社会主义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强调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微弱,缺少工业化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党创造性地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行加速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好比一只鸟,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主体内容和目的,它需要三大改造这两个翅膀,有了翅膀,工业化就可以展翅高飞。
为了及早实现工业化,“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包括694个国家重点项目和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发展工业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方式充分考虑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不足,创造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实践了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的设想。
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将亿万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减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对工业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负面影响,按照经济发展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把农民和手工业者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跨越。中国跨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这个跨越,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命运,真正站了起来,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地位。这个跨越也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日益衰颓的趋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急流勇进的新时代。“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取得了远远超过了旧中国100年的成就,而建国“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⑶
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不足之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才刚刚起步,但是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年,列宁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的统一,批驳了第二国际关于“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前提”的指责。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用历史的事实回答了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责难,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⑷
三、顺应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突破传统模式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成为日益鲜明的时代主题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都在世界潮流的变换中调整自己的政策,争取发展的主动权。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率先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西方发达国家遥遥领先;东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遇,跻身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尝试改革。而此前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度严重挫折,经济陷入困境。
中国与世界的反差无情地诘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又一次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固守“左”的路线方针;另一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放弃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第三种是另辟蹊径,革故鼎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
邓小平在危急关头,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选择、开拓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50年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遗憾的是因为“左”的倾向滋长而中断。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亲身体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全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关键所在。
针对当时教条僵化之气阻塞社会前进的状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武器,打开人们封闭的头脑,打开封闭的理论与实践禁区,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与创造活力,奠定了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石。他突破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澄清了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认识误区。他针对传统模式逾越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不够格”的,也是长期的、不可逾越的,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对中国国情的这一科学定位,弄清了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理论与现实相矛盾,党内“左”的错误屡犯难止的认识根源。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彻底排除了阶级斗争动力论的干扰,找到了改革这个突破传统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改革开放解除姓“社”姓“资”的困扰。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摆脱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从属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以最野蛮的方式将中国强行拖入近代。从此中国不能再远离世界踽踽独行,挨打、沉沦,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奋起自救。
即便是麻木不仁、虚傲自尊的晚清朝廷,也曾“师夷制夷”,兴办过洋务、颁行过“新政”。而最强烈的反抗与变革求索出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及其各地难以数计的民变、起义,80年绵延不绝,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洪秀全、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秋瑾……每个志士都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但是,移植西技西法,却不能勃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的机遇总是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
正当中国自救无路,彷徨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改变了世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
欧洲爆发了德国、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工人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发生了法国工人的“五月战斗”;亚洲发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的“米骚动”,朝鲜“三·一起义”以及印度、埃及、阿富汗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随着这股潮流,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到东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共产党在各国相继建立。
新的世界潮流如狂飙突进,由十月革命引导着滚滚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走改良主义的路,将民族命运寄于建设一个“好人政府”;二是继续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维护辛亥革命的最后果实民元约法和体制;三是“以俄国为师”,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新路。
在十月革命的对比下,前两条旧路黯然无色。正如孙中山投书变法不成而选择了革命,五四时期的先锋们对民国失望而另觅新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全局中去。
把握世界潮流,就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从中找到中国革命前进的大方位和总目标。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⑴发生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它的历史范畴、领导阶级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支持;它的前途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始终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环境中,正确估计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对象,正确估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论持久战》中,形象地把中国战场与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比作是“世界性围棋”。中国这个“战略单位”是整个反法西斯天罗地网的一部分。
党立足本国,放眼全球,以局部推动全局,又以全局的进展带动局部,取得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革命形势的根本转机,接着又继续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推动,中国革命肯定困难艰巨得多。自从世界扣开中国的大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地把民族命运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意创新,解决了旧民主革命没有解决的历史课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革什么命与怎样革命两大问题,形成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的论断。
在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初步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动力问题,包括工农联盟、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将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他相继发表了《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与规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这个跨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引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克服了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弱点和局限,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这就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时代进步的内容,孕育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自身的先进性,将一盘散沙似的亿万民众团结发动起来,组织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为民族解放英勇奋斗,并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包括370万优秀儿女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终于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民族分裂、主权沦丧的局面,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然而,几十年以后竟有人妄论“告别革命”。说“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革命不如改良。指责中国百年的革命史,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这些人漠视历史,否定革命,真实的用意在于否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列宁早就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⑵,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
它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更不因任何人的责难而改变。若不是革命,世界上恐怕早已没有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园。
二、顺应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进一步发展,鲜明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发展为十几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世界和平正义做出了卓越贡献,战前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已经大大提升了它的国力,由原来的欧洲第4位跃居欧洲首位,战后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军事与政治强国。这对广大新独立的落后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成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性潮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没收官僚资本所形成的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苏联支持这两大机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社会主义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强调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微弱,缺少工业化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党创造性地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行加速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好比一只鸟,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主体内容和目的,它需要三大改造这两个翅膀,有了翅膀,工业化就可以展翅高飞。
为了及早实现工业化,“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包括694个国家重点项目和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发展工业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方式充分考虑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不足,创造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实践了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的设想。
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将亿万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减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对工业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负面影响,按照经济发展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把农民和手工业者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跨越。中国跨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这个跨越,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命运,真正站了起来,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地位。这个跨越也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日益衰颓的趋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急流勇进的新时代。“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取得了远远超过了旧中国100年的成就,而建国“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⑶
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不足之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才刚刚起步,但是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年,列宁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的统一,批驳了第二国际关于“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前提”的指责。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用历史的事实回答了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责难,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⑷
三、顺应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突破传统模式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成为日益鲜明的时代主题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都在世界潮流的变换中调整自己的政策,争取发展的主动权。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率先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西方发达国家遥遥领先;东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遇,跻身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尝试改革。而此前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度严重挫折,经济陷入困境。
中国与世界的反差无情地诘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又一次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固守“左”的路线方针;另一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放弃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第三种是另辟蹊径,革故鼎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
邓小平在危急关头,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选择、开拓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50年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遗憾的是因为“左”的倾向滋长而中断。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亲身体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全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关键所在。
针对当时教条僵化之气阻塞社会前进的状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武器,打开人们封闭的头脑,打开封闭的理论与实践禁区,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与创造活力,奠定了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石。他突破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澄清了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认识误区。他针对传统模式逾越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不够格”的,也是长期的、不可逾越的,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对中国国情的这一科学定位,弄清了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理论与现实相矛盾,党内“左”的错误屡犯难止的认识根源。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彻底排除了阶级斗争动力论的干扰,找到了改革这个突破传统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改革开放解除姓“社”姓“资”的困扰。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摆脱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从属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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