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理论上来讲,平民阶层和上流社会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官员队伍(指有品级的官员,不是打杂的吏员)。其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科举制,这是平民阶层进入官场的基本途径,和当今考公务员差不多。科举入仕的官员来自民间,读书比较多,素质相对较高。大宋朝很多名臣如寇准、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文天祥、蔡京、秦桧等,都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官。二是任子制,即恩荫,也可以理解成世袭制的变种。任子制自汉代就有,宋代极盛,中高级官员根据他们的级别、功勋、恩宠程度,其子孙、兄弟、亲属、甚至幕僚门客,都可以通过恩荫途径入仕,名臣吕端、陈执中、贾似道等都是任子出身。但是宋人重名,一些有才学的官员宁愿自己的后辈以科举入仕,而不走任子一途,如欧阳修、王安石、秦桧的儿子,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唐朝的科举每年都有,宋代中前期延续唐朝的做法。但是因为开销巨大,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开始,定为三年一大比,每科取士数百人。这样平均下来,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也就二三百人,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任子制就不同了,由于官员基数庞大、恩荫范围扩大、以及恩荫名目繁多等原因,任子人数很快就远远超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即便官员退休了,也可以通过“致仕荫补”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成为政府官员,有财政饭吃。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的基数也就越来越大,冗官成为大宋朝的弊政之一。 政府官员数量庞大,但是实缺并没有相应地增多。科举出身的官员有才干,任子出身的官员有背景,而国家提供的职位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怎样获得比较好的职位?怎样才能尽快得到升迁?这成为官员进入官场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于是出现了一种由来已久,但是大宋朝尤甚的现象:奔竟。 奔竟就是奔走竞争的意思。竞争什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员奔竟,自然是职位和利益了。东晋史学家干宝《晋纪总论》云:“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说的就是这种千军万马奔走竞争的官场景象。南宋有个文学家叫洪迈,他写的《容斋随笔》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一幅非常形象的奔竟图。 宋代有个大奸臣叫蔡京,二十三岁那年(熙宁三年)与他的弟弟蔡卞同登进士榜,蔡京还是那一年的状元。兄弟二人名气很大,都做过宰相一级的高官,都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而蔡京的出名,除了书法家的身份之外,还由于他是宋朝第一个权臣,著名的“六贼”之首(指宋徽宗年间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个奸臣)。蔡京先后四次任相,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政和二年(1112年),退休不到两年的蔡京被宋徽宗任命为太师,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同为宰相)之首。因其年迈(65岁),命三日一朝以示恩宠,平时可以在家办公。洪迈记录的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政和七年(1117年。史料记载,薛昂政和七年为门下侍郎,而蔡卞就死于这一年)。 一天,蔡卞带着一位叫吴说的亲戚来拜见蔡京。大家坐在偏房里议事,屋里放着一张桌子和笔砚纸张。蔡卞提到常州“教授某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提拔,说:“自从登科以来做教官,至今只是一个有官名无职事的散官朝奉郎。”蔡京问:“给他个什么官呢?”蔡卞说:“给他个提学吧(掌管学政、科举事务,相当于教育局长)。”蔡京便随手取过一张纸,写上了那个人的名字和“提举学事”字样,空出任职的路(相当于省份),回头问:“到哪里去任职?”蔡卞回答:“他们家很穷,必须要到一个收入丰厚的地方去。”于是蔡京在空白处填上“河北西路”,交给一名老兵拿出去。说话间,一个士兵拿着一封信和一只紫色的匣子进来,看过信方知是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转运判官是转运使下的属官,直龙图阁是一种虚衔)进献的新茶。蔡京很高兴,马上就在信封上写“秘撰运副”(即转运副使)四字交给来人。蔡卞这才开始说起吴说的事:“他是吴安忠司谏的公子,很有才能。而且是王逢原的外孙,与舒王(王安石)的夫人还是姻亲。他的母亲年事已高,想求一个京城的官职。”蔡京问:“他想好去哪里了吗?”回答说:“打套局(管理宫廷采购事务)正好缺人。”于是蔡京又写了张纸条让人拿出去。吴说进京后住在堂姐家里,离开蔡府后回到堂姐家,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堂姐夫薛昂,惊叹蔡京任命官员竟如此干脆利落。在门下省任门下侍郎的薛昂说:“这没什么,那三个任命已经通过门下省审议下发了。” 洪迈的年龄比蔡京小很多,蔡京死的那年他才三四岁。他的父亲洪皓是政和五年(1115)进士,据说当时王黼、朱勔两个奸臣都想招他做女婿,被他借口回绝了,为此长期得不到重用。按时间推断,洪皓与蔡京曾经同朝为官,对其为人、行事应该有所了解。洪迈是晚辈,此事应该得自洪皓之口。从叙事角度和次序分析,这件事无疑是从吴说那里传出来的。故事里提到第一个被任命的“教授某人”是科举入仕,应该有些才干。也许是本人或者后人做了大官,亦或是与洪家有些渊源,被洪迈故意隐去了名讳。此人打通了蔡京弟弟蔡卞的关节,获得了一路(省)主管教育、科举事务的重要职务,今后肯定会财源滚滚、大发其财了。第二个得到任命的是郑可简,他是福建转运使下面的办事员。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和政府采购,也兼管民事,权力很大。转运判官是协助转运使做具体工作的小官,只相当于现在的处科级干部。郑可简应该没什么门路,家里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一心向上爬,于是便“靠山吃山”,每年将福建本地上好的茶叶进献给蔡京取媚。当时京城士大夫讲究“斗茶”,上好的茶叶一斤值二十两黄金。蔡京算是雅士,总能及时得到最好的茶叶,自然也不会亏待郑可简,于是提拔他做转运副使,成了有实权的官。有史料记载,郑可简因贡茶有功,被宋徽宗任命为福建路转运使,而且争名夺利,官声不佳。第三个得到任命的吴说有点来头,他的父亲吴安忠是在职的司谏(谏官),官职不高但是有话语权,一般大臣都要礼让三分。他的堂姐夫是新任命的门下侍郎薛昂,是相当于副宰相的高官。这两个人的面子蔡京是一定要买的,于是让蔡卞将他带来见一面,无非是拉拉关系、笼络一番,将来好为己所用。根据史料,吴说没有做过高官,以书法著称,其小楷号称宋时第一,得到过宋高宗赵构的夸奖。 从这段史实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奔竟就是跑官,进而引申为买官、求官。科举也好,任子也罢,要想尽快得到任命,要想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位,就必须要想方设法去跑,去投机钻营。有钱的拼银子(如“教授某人”),有势的拼关系(如吴说),没钱没势的就想方设法去蝇营狗苟(如郑可简),托关系找门路,不顾廉耻,卖身投靠。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权臣当道的时候,正是大宋朝奔竞之风最烈、吏治最混乱的时期。一方面,下级官吏要升官发财,最好的办法是傍上权臣,背靠大树;另一方面,权臣要控制局面,需要奔竞之士供其驱策,以为鹰犬。权臣与奔竟上来的官吏结合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岳飞被构陷致死,文天祥长期受压抑(文天祥二十岁中状元,因不肯党同贾似道,三十七岁就被迫致仕),无不与权臣利益集团的迫害与压制有关。 当国之栋梁无法在朝廷立足,宵小之辈窃据高位之时,国家政权必然会迅速地腐朽、崩塌。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大宋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日暮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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