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和平的日子。这一天，盛怒的朱元璋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了下来。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对孟子本人，而且对儒家传统信仰均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冲击。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和子思居于孔子的右边，曾参和孟轲居于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那么为什么朱元璋会如此愤怒地将孟子清理出四配之外呢？
首先，这要从朱元璋身上挖掘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时而重用佛家、道家礼法，时而杀戮和尚与道士，对儒家、法家等流派也是如此。虽然他时常大骂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但朱元璋的治国思想精髓又与法家相关。如此矛盾的性格是其暴怒的伏笔。朱元璋起先对于孔子是较为尊敬的。
另一方面，孟子的思想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最为突出。《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也能脱口而出。孟子认为，“保民为王，莫之能御也”，也就是说土地、人民和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谁就可以称王。换句话说，如果残害百姓，就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了也应该被推翻打倒。推翻这样的君主，不算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这样的思想很明显地折射出孟子的另一个观点——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
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这样的观点本质上已经触碰到了朱元璋作为帝王的雷区。
除此之外，孟子思想中关于“如何得到民”的部分中提到，以德服人才可以得到民心，以力服人则是暴君的霸道行径。以力服人还极容易导致战争，战争时人民流离失所即为不仁。
朱元璋一直为未能实施普遍祭祀孔子而苦恼。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无意中看了看孟子，发现“民贵”、“君轻”、“君眼如手足，君眼如心；君眼如犬马，君眼如国人；君王的眼睛就像芥末，君王就像敌人和“暴君”、“暴君”、“独夫”等等，更像是背后的荆棘。他一边读一边责骂：“这么荒唐的话，怎么会像大臣的话呢？”如果我今天老了，怎么能省下一把刀呢？”同一天，孟子被下令逐出寺庙，不得享受。他还严厉地说，大臣们“以不敬的态度提出了抗议，并命令金乌向他们开枪”（明代小史第二卷）。看到这一诏书，满清文化和武术比比皆是，他们无所畏惧。
这时，刑部部长钱塘挺身而出，与舒的直言不讳作斗争，为孟子报仇。当然，朱元璋非常生气。仆人向钱塘描述了皇帝发怒的情景。钱塘说：“臣为孟可死，有于容在其死。”（明代史，钱塘传）之后，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赤裸胸膛，抱着必死的决心，径直走向奉天殿的方向（见上卷节选自休闲中现代古籍）。朝廷大臣们都为钱塘出汗。服务员也飞来报到。朱元璋不出所料，下令“金武”卫兵凶狠地领弓，等待钱塘的到来。眼看钱塘死而复生，愤怒的朱元璋更加恼火。他真的让“金乌”卫兵接连射出几支箭。钱塘的左臂、右肩和胸部在朝廷中枪身亡，但他仍然挣扎着爬上皇帝的座位。
看着钱塘江痛苦而坚定的样子，朱元璋终于退却了。这一事件发生后，朱元璋不仅没有治好钱塘的罪行，还命令太海医院的太乙大夫对他的箭伤进行认真治疗（见《明朝简史》第二卷）。第二年，朱元璋平静下来，下诏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辟邪，发明孔道，乐此不疲”，很不愿意把孟子的牌匾（明代史上第四部礼记）请回来。就这样，钱塘为孟子圣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难怪他的后代对他赞不绝口。后人有一首诗：“引棺，斩谷，以箭为胸，扶桑。”。《仁义》有七篇，绵雕千年仍有龙。天平一经核准，就要回到天上。如果没有牙齿，它们将成为防御技能。这就是为什么红恩遍布世界各地，祠堂设在潘宫东侧的原因。”（见《今古休闲录节选》一卷）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有点烦。他认为“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是第二位的，君主是最不重要的”；他认为“草芥”和“强盗的仇恨”；他认为“谋杀之父，谋杀之父，谋杀之兄弟，谋杀之兄弟”；他认为“能杀贼的人，就是人”。这有点像是指着鼻子骂自己，如果你没有听说要杀一个国王，如果你犯了大错的话就要进行规劝，如果你不再听，就要改变立场。尤其是《孟子》是四部官著之一。各级学校都用于教学，科举考试用于提问。这不是毁了全世界的学生吗？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从未放过孟子。既然分享不能移动，我应该可以移动你的书。因此，刘三武，一个在皇家学院的学者，被命令删节孟子。82岁的国子监学者刘三武受命受惊。经过反复猜测，删除了朱元璋觉得眼花缭乱的85条，保留了170多条，形成了《孟子节随笔》一书。朱元璋立即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八十五条内，士不取主张，科举不取士，以圣贤之学（指《孟子经》）为基础”（刘三武《孟子经铭》）。孟子的案子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