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国航空经济之都“是什么、建什么、怎么建”,提出实效性建议？

1、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最为中国发展战略
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不能总靠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方面进行宏观平衡，而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笔者提出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升到国家战略，目前自动化技术是提高劳动生存率最有效的方法。
2、完善“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
对与民生保障问题，笔者主张实行“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两者互为补充，福利社会主义用于保障“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的方面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福利社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消费支出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社会更多的依靠政府来完成，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依靠市场来完成， 而且“低生存成本型”可以避免因为福利社会建设带来的高昂税负，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的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蔬菜直销、免税街市政策已经具备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特症，希望能推出更多的此类政策。
3、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研究应用、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完成都脱离不了国家的力量、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是这样；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笔者主张成立一些高级委员会，负责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笔者认为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担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脉关系为这些项目的执行提供保证，效果比一些具体部门来执行效果更好。这个委员会应该比国家部委要高一个级别，因为他很多方面需要国家各部委的配合。这些项目设立的越细、越具体才好。国家战略委员会解决的是战略与执行脱钩的问题，解决的是智库与政府脱钩的问题，中国的官方智库大多是执行层面的智库，而非战略方面的智库。谁都知道战略的制定与实行非常的重要，其实有建立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战略的机构也很重要。
4、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5、制定《反投机法》
对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管理问题，笔者提出将反投机看做经济管理的重点，中国可以考虑制度《反投机法》，像保护知识产权和反垄断那样反投机。 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地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6、从打击新五蠹的角度缩小贫富差距
针对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笔者将职业投机者、企业和政府里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色情业归为“新五蠹”，他们导致中国财富发生非正常转移，中国缩小贫富分化应该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也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造成了收入的差距，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其他方面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的差距，而新五蠹造成的收入差距则是几百倍，几千倍的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分化的跟源所在。
7、住房 “按面积”进行保障
针对房地产问题，笔者主张将住房保障由“按收入”进行保障转变为“按面积”进行保障。中国现在的住房政策基本上都是以居民收入为标准制定的，这存在着太大的不公平性，现在中国居民收入严重的不透明，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按收入来制定住房政策，执行起来非常的困难，也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都是这种按收入制定住房政策惹的祸。笔者主张以居住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规定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
8、将“民间疾苦教育”纳入官员教育的范围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9、设立中国慈善日 加强社会互助
在中国，2007年以前中国的慈善捐款约占中国GDP的0.1%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震其捐款总额也才600亿元左右，而2010年的西方五省大旱灾中国的捐款总额也才100亿元左右。在美国每年慈善捐款要占到GDP总额的9%左右，而在中国2008年最多也就占到GDP的3%左右。慈善捐款是社会互助一个非常大的资金来源，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也才占到GDP的3%，中国每年的军事投入也只有GDP的5%。如果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总额能够达到GDP的3%左右，那么这将是与中国的教育投入相当的一大笔资金，这对于社会救助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能够设立中国慈善日，以全社会的力量来办这件事，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10、抵制哈耶克学派、反思货币学派、科学运用凯恩斯学派、适当运用供给学派、引入福利学派
哈耶克主义即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自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退潮之后，哈耶克主义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但是哈耶克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福利、反人权、反民主的，当前中国在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方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其本质并非因为政府的强大，而是因为哈耶克主义的过度应用，中国要想走入文明社会，就必须放弃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义。
货币学派在美国和日本都相继遭到了失败，这是一个最需要进行反思的学派，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保持适度较高的货币利率，同时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数量，因为流动性过剩的本质“不是货币过多，而是货币过于便宜”，而仅仅是适度较高的银行利率也并不会吸引海外热钱。
凯恩斯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凯恩斯会会遭到不合理的应用，在美国的“战争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最野蛮的应用,而这是美国滞涨的根源，总需求不足是经济始终面临的现象，中国应该从“福利凯恩斯主义”入手，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消费，而福利学派也应该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中国不能再回避福利学派的存在了。对于经济危机的处理，凯恩斯主义的运用，即使出现一些误差也没什么问题。对于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误差，笔者建议用供给学派进行修正，但供给学派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分开来看，供给学派对经济病症的诊断是正确的，但是其药方已经被验证是错误的，比如其“减税”政策的结果是国穷和民穷，而只便宜了一小部分富人阶层。
西方经济学虽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但仍然学派林立，互相矛盾，远没有达到科学，中国不能迷信和照搬任何一个学派，而是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个学派。笔者的总体主张就是“抵制哈耶克学派、反思货币学派、科学运用凯恩斯学派、适当运用供给学派、引入福利学派”。

中国航空经济制度是中国的俺门户建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其实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因地制宜的发展，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和针对性。

中国航空经济制度就是围绕航空产业来发展壮大经济。最主要的是建设和航空相关的经济产业链条。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产业的高技术含量，要注重产业的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