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白族民间，还流传着几种叙事性的演唱形式，一是洱源西山区和剑川东山区的《打歌调》，二是《青姑娘》，三是《大帛曲》，四是《本子曲》。《打歌调》虽在“打歌”这一歌舞活动中演唱，而演唱者只歌不舞。《青姑娘》则以组歌形式，咏唱了青姑娘的悲惨命运，是一首深深打动人心的反封建悲歌。《大帛曲》亦名《花柳曲》，专在白族传统风习“绕三灵”中演唱。《本子曲》的演唱形式主要流行于剑川，大都以单一的曲调演唱长篇叙事诗。这些演唱形式运用的曲调均属叙事性歌曲。而《本子曲》则初具曲艺形式的特点。
因白族接受汉文化较早，故白族民歌中亦有不少白族化了的汉族民歌，白族群众惯称这为“汉调”。如“邓川汉调”既属有一定白族特色的汉族民歌，而又在白族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深爱白族人民喜爱。
独具特色的白族民歌，在全国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众多专业音乐工作者深入白族地区搜集整理民歌。电影《五朵金花》中的音乐家就曾驾马车走遍苍山洱海采风。大理“三月街”千万人赶歌会的壮观景象，就是白族民歌活动的缩影。一首根据“白族调”改编的电影插曲《蝴蝶泉边》，唱响了大江南北，至今还在全国各地传唱，扎根于各族人民的心里。
近年来，一提到白族，大家就不能不想到著名白族女歌手杨洪英，她演唱的“大理白族调”悠扬婉转、热情奔放，她演唱的“麻雀调”活泼跳荡、妙趣横生，她演唱的“泥鳅调”深沉强烈、动人心弦。1978年在全国民族民间唱法会演中，她演唱的白族民歌，以那甜美的声音，清晰的吐字真挚的感情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博得首都观众和声乐界的热情赞扬。
相关链接
鹤庆人把唱白族民歌称为“对曲子”，当地谚语有“樱桃好吃树难栽，曲子好唱口难开”的说法。
鹤庆白族民歌大多以爱情为题材，曲调哀婉缠绵，语气铿锵，其风格流派自成一类，迥导于其它地区的白族民歌每句字数大多为“七、七、七、五”字的结构（又被称为“山花词”或“大本曲”）。而在鹤庆白族民歌中段落句式大多为两句或四句的七字句，少部分穿插入八、九字句不等，部分句式在演唱过程中增加了语气、韵律转换的衬词，或以衬词来作韵脚。如“（阿小尼）妹，隔山（尼）听到（嘿）铃铛响，（格是口罗 我尼小阿哥），不知阿哥（尼）去哪里？”鹤庆白族民歌是一种对口民歌，男女用汉语对唱或夹杂有白语或白语衬词对唱。
鹤庆白族民歌在演唱时，大多数为男女即兴发挥演唱，故又称“田埂调”。但很多唱词，却是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经过无数代人不断凝炼升华，形成了相沿到今天有许多段落联句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了千古名句。在鹤庆白族民歌中，以麻雀、秧鸡、白鹤、青蛙、燕子、鸭子、锦鸡、金鱼、骏马等动物作为赋、比、兴表现手法带入词句中的较多，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鹤庆白族民歌中，提到马、马帮和与马有关的章节联句较多，可以说鹤庆白族人民与马帮文化具有解不开的情结。
其缘由主要是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由于鹤庆商帮及鹤庆手工业在云南的相对强势，带动了鹤庆马帮的兴盛。在鹤庆白族民歌中，流传有许多与赶马有关的佳句。
关于赶马与马的关系有：山高只要马得力，水深只要船行直。形容马帮长年露宿的词句有：赶马三年不歇店，到处丢下冷锅枪。形容马帮行进过程中遭遇不顺的有：赶马就怕球索断，做人就怕死老婆。
形容马帮骡子安排选用的有：头骡选上枣骝马，二骡选上菊花青。识途还留老玉眼，十岁出头还健行。……
鹤庆白族民歌中之所以出现很多与马帮文化有关的传统歌词，笔者认为是与鹤庆白族传统上受马帮文化影响忒深的缘故有关。历史上，鹤庆长期是滇西北重要的政治、经贸、军事、文化、教育、宗教中心，溯唐以来， 鹤庆在云南地方政权南诏时设置谋统部、谋统郡；宋代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时在鹤庆设置谋统府，为大理国内八府之一；元代设鹤庆军民路；明代及清代中前期设鹤庆军民府，清代后期为州，但有清一代，滇西北军事机构鹤丽镇设在鹤庆。民国初，鹤庆设县，沿至今。《云南简史》载：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鹤庆商帮与四川商帮、喜洲商帮、腾站商帮为云南境内的四大商帮。由于鹤庆商帮的高度发达，与此并生的鹤庆马帮也就相对强势于其他地区的马帮。清末至民国时期，鹤庆境内各族人民有很多人以从事马帮运输、养马、贩马为业，可以说马帮文化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鹤庆白族民歌之中。
白族民歌的起源
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白族民歌的发展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颍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