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流言里好点的文章,要带标题的,谢谢.
天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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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
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
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①瓦格涅,通译为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
生致力于歌曲创作,代表作有《尼伯龙根指环》等。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
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
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
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
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
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
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
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
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
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
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
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
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
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
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
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
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
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①splendour,辉煌,壮丽
②melancholy,忧郁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
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
“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
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
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
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
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
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
吹bagpipe①,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
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
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饱,爬满了蚤子。
①bagpipe,风笛。
(原刊《天才梦》,1941年上海西风出版社初版)
到底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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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
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
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
“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
“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
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
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①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
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
大性。
①阳溯源,清代散文流派。乾隆、嘉庆间,挥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挥敬为江苏阳
湖(今武进)人,响应者亦多为该县人氏,故名。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
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
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
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
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
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
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
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
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
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
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
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
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
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
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
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
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原刊1943年8月《杂志》月刊第1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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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
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
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①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①瓦格涅,通译为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
生致力于歌曲创作,代表作有《尼伯龙根指环》等。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
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
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
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
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
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
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
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
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
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
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
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
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
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
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
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①、“melancholy”②,因此常犯了
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
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①splendour,辉煌,壮丽
②melancholy,忧郁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
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侮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
“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
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
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
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
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
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
吹bagpipe①,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
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
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饱,爬满了蚤子。
①bagpipe,风笛。
(原刊《天才梦》,1941年上海西风出版社初版)
到底是上海人
--------------------------------------------------------------------------------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
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
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
“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
“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
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
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①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
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
大性。
①阳溯源,清代散文流派。乾隆、嘉庆间,挥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挥敬为江苏阳
湖(今武进)人,响应者亦多为该县人氏,故名。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
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
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
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
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
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
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
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
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
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
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
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
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
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
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
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
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原刊1943年8月《杂志》月刊第1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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