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是原创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
一、书 香 世 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二、 应 试 及 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三、出 任 凤 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四、王 安 石 变 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
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
五、乌 台 诗 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六、流 放 黄 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七、元 佑 更 化
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
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
八、南 行 千 里
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
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
十、东坡印象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
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
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
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
十一、苏轼之死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
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十二、苏轼的诗词
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
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一、书 香 世 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二、 应 试 及 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三、出 任 凤 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四、王 安 石 变 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
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
五、乌 台 诗 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六、流 放 黄 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七、元 佑 更 化
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
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
八、南 行 千 里
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
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
十、东坡印象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
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
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
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
十一、苏轼之死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
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十二、苏轼的诗词
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
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11-20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NextPage]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两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NextPage]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两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11-21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第3个回答 2011-12-03
一、书 香 世 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二、 应 试 及 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二、 应 试 及 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第4个回答 2011-11-21
苏轼的生平坎坷的仕途苏轼的一生,虽然也曾短暂当过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显赫官职,但总的来说,他的仕途仍是坎坷多于通泰。他一度入狱,几乎丧命;多次贬官,两度流放,其中一次更流放到海南岛,在岭南住了7年。 进取与超脱之间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的仁政思想和进取精神,道家的超脱世俗和佛教的圆通自在,在他身上获得了融和。大抵在仕途腾达时,儒家思想为主导;贬官流放时,佛、道思想占上风。他在《超然亭记》中说:「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译文:不论到哪里,没有不快乐的,因为他遨游于世事之外。)正是这种源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使他得以超然物外,随遇而安。历经磨难而不颓唐丧气,身处逆境而洒脱自若,即使在最倒楣的境遇中,他也能找到乐趣。例如他在岭南所作的《食荔支》诗中写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成自然豪放的文风多次的贬官流放,使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从而丰富了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通,也有利于他形成自然豪放的文学风格。苏轼虽然也认同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他对道和文的阐释,却别开生面,自成体系。 融通三家之道苏轼的道并非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融通儒、道、佛三家之道。同时,他认为「圣人之道」,「皆出于人情」(《中庸论》)。这就为文学从传道转向抒写人性和情感,敞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