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的历史是可以查询的，一条线的，基本上的国家自己都要写史。我只知道三国蜀没史官！中国人对历史很严谨，也是对历史最负责的国家了.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在中国的普及很猛，而史官对历史也很负责。可能只有中国有史官制度啊！
中国史官制度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异数，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或者民族，有
过这样一种奇怪的官职制度，事无巨细的记录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还有人负
责定期整理归档，当一个王朝崩溃后，下一任统治者还会把这个记录翻出来，找
个名人来整理系统化出个论文集……
对于现代历史研究者而已，这种制度和传承肯定不能算一个幸福……大量的
史料，并不意味着各个都有研究价值。相反，往往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删别，
选择有价值的研究点。大多数人的才能怕在选择阶段就已经消耗殆尽，能坚持到
最后，并闪耀出史学火花的，实在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而“以史知得失”？先不论以史能不能知得失，在大量史料面前，人人都能
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一套支持，从最无稽的极端民族主义到最平庸的完全相对主义，
又能说在历史长河中谁比谁更正确？
但是更为无奈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试图贬低这种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和价值
，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对中国的历史走向影响巨大，以至于有牛人提出中国文化
传统是“史官文化”。我也相信，中国历史爱好者的人口比例在全世界中肯定是最
高的。但这一官职制度，进而演变成一种文化传统到底是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思维？早有很多学者、智者、哲人、伟人都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每个人也都
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企图，也不敢说有什么成熟完善的结论，
甚至都很难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整理归纳，但自不量力一下，通过粗线条的回顾
中国史官制度的发展过程，并探讨几个我觉得有意义的典型事件，提出我的一些想
法。但先声明一下，我完全无意探讨什么制度优劣问题，所以绝对不会得出什么专制
传统、历史发展观的鸟结论。失望抑或期待，还是慢慢往后看吧。
开篇明义，那就暂且先写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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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史官界定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Fri Oct 26 12:19:27 2007), 转信
史官，顾名思义，就是记录记载历史的官员。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含糊的界定。
首先是“记录记载历史”，就现在的历史研究手段而言，别说几千年前的古人，
百八年前的一个记帐本一个昏头昏脑的小说家写下的一个不畅销故事，都有鼎鼎大
名的学者恨不得从中挖出一个辉煌而震惊世界的历史结论出来。先秦哪本典籍会不
被认为是在“记录记载历史”？但若由此就认为留下文本的就是在记录历史，那只
能是混淆了历史记录者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较为妥帖的办法只能是视其主观态度，
比如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譬如书曰：“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
这种记录记载历史的主观意愿是相当明确的，其判断也是容易；“易”、“老子”
“逍遥游”这种纯哲理探讨文本，固然其中不乏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把
这样的作者放在一边不要去打扰他们的为好。
其次是“官员”，粗看起来这个定义的问题似乎不大，但若细加考虑，其实并
没有这么简单。略微对史官官制有所了解的，就应该知道，历朝历代都有专职史官，
诸如 大史、左右史、著作郎……或记录、或整理、或修史，但总而言之，是领着专
门俸禄干专业活。从词义而言，也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官”。但不容忽
视的是，还有大量的“历史爱好者”，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官员或者当着一个不起眼的
小官，他落魄了离职了不受重用了，悲叹才不为君王所用之时，只能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历史研究之中……那这样的人能否称之为“史官”捏？在大多数严谨史学
研究中，并不将其归于“史官”范畴讨论，但同时遇到一个悖论就是在讨论史官文化
或者史官定位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这些人对后期史官的影响。譬如史家大牛，首
当其冲的司马迁，虽然司马迁是家族史官的继承者，但其著《史记》一不是受皇家委
派；二《史记》最重要的成书时期是在司马迁受刑之后，而此时司马迁已不再担当史
官职务。类似的情形还有孔子、范晔、陈寿、晋人王铨……在我的概念中这些人是游
离于“史官”定义边界之上，往往他们都曾经担任史官或者有接触官方档案的权利和
机会，因此无论从心态和著作结果而言，将其视为正统官方作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在探讨史官制度发展过程和史官职责定位上，这些人有着深刻影响，所以
若无特别必要，我在后文叙述中将不再强调这些人的“非官方”身份。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史官著作内容，或者依此而界定的史官分类。总体上看，
史官应该分为两大类：记录和撰述。所谓记录，如各国春秋、如石室金縢、又如历朝
起居录……都需要专门专职官员记录整理；而撰述负责修当代史、前朝史、史学或者
相关知识的通论。这种分工或者界定历经先秦的蒙昧期、汉魏的草创、隋唐的基本构
架直至宋明清的进一步细化、分化乃至异化。具体过程请看下帖：中国史官渊源——
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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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1)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Sun Oct 28 22:18:42 2007), 转信
1、先秦史官
将先秦史官归为一类，既是一种无奈：史料的缺乏和辨析的困难；但也是一种
必然的选择：毕竟不是专业搞中国史学史。即便是史学史，往往也把先秦史官制度
的定位一个阶段。这绝不是因为从商到战国这千余年史官制度变革不大，而是秦始
皇开创的制度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
商周时期，史官制度并不如后世那样分工清楚职责明确。而且“史”一字按
《说文解字》：史，纪事者也，从又持中。因此，只要是纪事类的事务，如重大战争
前的卜测凶吉，天文历法计算，王朝更替重大告民诏书，民间采风国家庆典……
都是史官的管理内容。商朝史官制度可考的内容几乎没有，但从先秦典籍和甲骨文
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 史巫册 不分家的情况。但到了周朝，史官制度慢慢
成型，专职的称谓，如：大、小、内、外、御五史，各个诸侯国还有自己的史官，巫
与史，相（尹）与史 虽然仍同属于一个体制的官员，但已有分工和分家的趋势。直至
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官员制度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和细化，真正意义上的史官
才逐渐形成。但由于传统史官的权力和职责来源，先秦的史官都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同时，早期史（巫）官由于其高要求的职位，就必须具备相当广泛的天文、
地理、人文、社会等多体系的知识，史官也因此形成一种家族式的、父亡子继的世袭
传授的模式。这就使得史官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即使原任史官被罢免，也只
能在有限范围内挑选继任者，如齐大史的“崔杼弑其君”，兄亡弟继，固然史官的执着
可敬，但崔杼的无奈更显示其中。总览春秋战国，史官的“权力”（显性与隐性）处于
不断的受限、分流、萎缩之中，但遗产巨大，史官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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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2)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Sun Oct 28 23:06:02 2007), 转信
2、秦汉史官
秦王朝的建立实在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本文无意花费大量篇幅去讨论秦制度
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仅仅就史官而言，秦之官制，就很大程度上
扭转了史官传承的内部封闭性，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秦之官制只能说是一种
草创，是在破弃旧有周王朝分封建制管理模式后的一种因事而建随机变通的制度形
式。比如史官，秦有大量秘书记录官员，但却没有专职整理编史官员；秦有大量先秦
诸侯各国史，但却没有相应机构部门负责，销毁遗弃多。而“焚书坑儒”，固然这个
事件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但从史料的传承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秦王朝对于“史”
之延续是相当不看重的。
而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洪流在这里又转了一个大弯。明里是对秦朝
制度的深刻否定，但本质上，汉更像秦，而不是像周。对于史官而言，还不仅如此。
两大更重要的事件：司马迁之“史记”、“起居注”制度的创立，更是奠定了史官
制度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史官自我定位及史官文化的形成。对于司马迁，或者《史
记》对后世史官影响，我想无论如何拔高都不能称之为过，之后要提及的曹魏到南
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著作郎官制，进而到之后的大规模官方修史，都应该归功到司
马迁这一部“史家之绝唱”。“起居注”制度，虽然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我觉得这
一事件在史官发展中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首先，这一制度因袭于周之内史制度，也
就是事无巨细的将皇帝言行进行记录。但与内史有区别的是两点：1.没有的建议决
策功能，之前已经提及，先秦史官职责是相当大的，内史不是简单的记录皇帝言行，
更重要的是指导、辅助功能。而到了“起居注”的时代，起居令或者起居舍人或者
起居郎，则专职专注于记录，这种官职功能的缩小，将一直界定史官的权力。
2.记录的详细程度。秦汉之后，皇帝在整个王朝的象征意义被神化。因此，皇帝的
一言一行，都应该被记录被反复研究被神化。而这种神化过程是社会、官场、制度
各方面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史官也必然不能幸免其中，这也就是“起居注”产生的
前因。但任何事件都有其历史影响，“起居注”即配合了皇权的神化，也神化了皇权
的意义，同时，还对皇权产生了限制，这一点将到下一个超级皇帝：唐太宗时才看到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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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3)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6:43:14 2007), 转信
3、魏晋南北朝
汉末乃至隋唐建立前的大乱在我看来既有封建王朝自身运作规律的使然，
也有游牧民族崛起的因数参与其中。旧有的家族传承式的知识体系逐渐被打
破，而讲学，私塾逐渐成为知识传授的主流；社会地位的获得也慢慢摆脱了
士族局限，“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时期慢慢建立起来的。
“立”总是建立在“破”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如此，史官制度更不
可能独立其外。前文我已有提及，在汉中期建立的“起居录”制度，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既有延续，也有变化。首先是著作郎相关官职的设置，这一（类）
官职是建立在起居录制度的基础之上，因为记录的详细、烦琐，就必然要求有
特定官员对这种记录进行处理、体系化。整理成果往往是成为皇帝参考文本，
如《皇览》（部分）、如王沈之《魏书》、韦昭之《吴书》……但这些文本的
特点：基于内部权威资料+官方修史并为皇家服务 的特点 却往往成为其不被
重视的原因：1、基本都已散佚；2、倾向性明显；3、影响范围小不具有全国权威性。
反倒是陈寿一部私人修史的《三国志》，成为魏晋时期最大史书成就。
但这种成就应该认为是偶然中的必然，若说司马迁之《史记》是依托其史官世家
的传承，明显是先秦史官的特点；而陈寿则完全反映了 起居录史料->著作郎整理
->个人编撰 的时代特点。《三国志》博采各家官方史书，用验证的方法来去除
官方修史的倾向性，又因为史官不再是家族世袭，也使得大量史料可以在一定
层次以上官员中流传（纸张普及的作用就不赘述），三国时代特点也成就了《三
国志》一书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可以说是一部机缘巧合下的成就。这也恰恰说明
了为什么到了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不在有如此高水准的私人编撰史书。
但著作郎，或者到了晋之后就可以明确称之为：官方修史馆，这样一种制度，
确实完全建立起来了。相比于魏及晋初，官方修史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官方口径
也得以统一，因此晋后，纯粹的国史，也就不在有私人修史的可能性。如十六国
时期，各少数民族仰慕汉文化，史官因袭前朝，虽各有著作，但基本史料价值少
焚毁居多；如南北朝，各立正统说，既大力发展了史官体系及运作方式，也为
之后皇权干扰史官权威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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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4)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7:38:19 2007), 转信
4、隋唐
这一时期国史基调就是：大统一。中央权利相当巨大，制度体系化和规划痕迹
相当明显。而史官，在隋及唐前期应该说和南北朝变化不大，没有了南北对立，并
不说明官家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历史对统治的指导价值也是被默认。延续了
前朝的 起居注+著作局（这时候已然是著作郎相关官职众多和办公固定化）+官方
修史 基本体系。这一时期，史官制度中需要着重提及的就是“实录”的出现。
“实录”一词并非这个时期发明，南北朝时期已有两个版本《梁皇帝实录》，但这
两个实录均已散失，我也比较怀疑这个实录只是起居注的简写版本。但到了唐，包
括之后 宋、明、清，实录的再次粉墨登场，虽名同，实则大变。1、实录官修，并
且成为官方的统一基调；2、"实录"非"实录"。若说起居注还是原始史料汇编，那
实录的史学价值实在要少很多很多。起居注大多是今日之事今日记，归档后官方也
只有查阅、销毁的权利，而实录是对一代皇帝所有资料的统一整理，太多的粉饰、
篡改、修正可以夹杂期间。
就看"实录"再次出现的那个时刻：《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贞观实录》
三部，都是修于唐太宗李世民一朝。前两部总负责：房玄龄，后一部负责人是长孙无
忌。无需多言，其间体现的绝对是太宗皇帝的意味深远。李世民取得皇位的非正统性，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是他心中的一个不可触及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巨大问题。这种忌讳，
既使得李世民励精图治谨小慎微，也使得李世民多方掩饰。“卿知《起居注》，记何
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一语实在是道破李世民之心机。而修高祖太宗实录，再看相
应新旧唐书玄武门之变描述。“实录”出现的前因后果已然相当明显。
而后历朝“实录”，其基本基调亦是如此。“起居注”型的原始史料被“实录”
型的整理版本所替代。后世修国史，多是根据历朝实录。“实录”一出，“起居注”
大量销毁；国史一出，“实录”大量销毁。原始史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修正，被
弯曲，以体现各个修史者的历史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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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5)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8:16:33 2007), 转信
5、五代宋元明清
过了唐这一辉煌时期，史官制度的构架已经相当成熟，之后只能说有发展而无创建。
无论是官职体系：起居+著作+编史、还是办公场所及管理：中书或者秘书直接领导，对
皇帝直接负责，为政策及宣传提供资料和口径、抑或最终成稿：各国史，都变化不大。
若要提及，也只能是宋朝。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等
构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的修史机构。就官职和官员体系而已，也只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当一种制度发展成熟之后，必然沦落到雍正乃至无用。官方修史制度亦是如此，《资治
通鉴》也成了最后的一次辉煌。对后人而言，宋朝笔记、地理志、方志……这些新出现
新思维状态下的产物比起官史远远有价值得多，而史官，在我眼里也失去了他最早的那
种活力，与其他众多官僚面孔渐渐模糊同化。
6、历史发展——结语
粗线条的回顾了史官历史发展过程，在写之前我还自信满满，但到了真正落笔阶段，
业余写手的无力感让我很受挫败。越体系化描述史官的发展过程，我越觉得自己知识的
不足。尽力描述了史官渊源，也只能说隐约做好了自己对史官结论性伏笔。先不说结论，
最终稍微梳理一下几个发展阶段：1、史官独立，官方色彩很淡；2、官方记录修史，但
有大量私人修史；3、官方记录、编撰、修史。
是历史记录者良知逐步被限制？是史书或者史官的体系化发展结构化发展？是官僚
或者封建体制越来越成熟？人人都有自己的结论。我的，还是放到下篇，也是这个系列
的最后一篇：我的总结。
--
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我的总结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8:18:18 2007), 站内信件
正如我开篇絮语中所言，史官、史官制度进而由此形成的一种史官文化对
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前几篇中粗糙的过了一下史官制度发展过程，那现在就该
来谈谈什么是史官文化了。实际上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描述一种文化，在我的观
点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分离可以辨析可以讨论的独立文化。任何文
化，都是和整个社会现象纠缠在一起。固然有些牛人可以手术刀般的把一个文
化从历史中切割出来，但幸好我还有这个自知之明，与其稀里糊涂的下刀来切
割，还不如放弃太多难以分离的细节，而只是把握其主脉。
史官文化主脉是什么？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应该包括
两种文化心态：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研究的态度 和 其他人特别是高位者对于历
史研究的态度。中国历史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功利心，无论是
孔夫子的“春秋著而乱臣贼子惧”还是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
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抑或历朝历代修史者的心态，对“以史为鉴”的信心
不可谓之不强；相应的从史巫难分的上古到史学官僚化的隋唐后，上位者乃至
整个社会对历史研究的功利性要求更为明显。要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非三
言两语可以说清，史学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影响必然是一个复杂、逐步、多
因素的过程。非要归纳一个原因也只能是：相互利用。史学研究借着社会对其
重视而发展：大量参与者的利益得以保证，社会统治者以“以史为鉴”为契机，
逐渐加强对史学的掌控，或用以定正统、或用以宣传、或用以掌握民心。而
“史”也一步一步壮大、从卜巫相中分离出来，建立繁杂的体系和产生满足其
控制人需要的大量文本。
其次，史学良知，也是史官文化发展中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影响因素。若
史学、史官只是为了满足官方需要，那早就沦丧到国务院发言人的角色；若只
是为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如何从小说或者故事中彰显出来？没有独立的思考，
没有自我定位，又如何能得到所谓的“以史为鉴”的评价？正是大量早期史官
的这种史学良知，才使得史官文化得以确立，并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更多之后
的史官或者历史研究者，自觉与不自觉的挣扎于“以史为鉴”的企图和史学良
知之间，也正是“以史为鉴”和史学良知两个相反作用张力的作用下，中国史
学、官方史学（也就是史官）、史官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对比其他国家，无论
是欧洲还是亚洲其他国家（日韩等），或有个人笔记、自传，或有断代国家史，
历史爱好者不可谓不多。但无论从规模、持续性、影响范围和官方背景，实在
无法与中国之情况同日而语，大量的作品也很难与故事或者官样宣传稿区分。
最后，从后果看，史学、史官的发展，更是成为了中国史中不可分割的一
个重要部分。要理解中国史的发展不能脱离于史官文化的讨论，要辨析史官文
化，更不可脱离于中国史的大背景。而历史最不容许，也是最难避免的就是价
值评价和假设：史官可以真的做到“秉笔直书”？怎样才能排除官方对历史记
录的干涉？……这些问题无法回答我也无意进行回答，我更希望的是通过我的
表述，至少能做到将史官这一现象说明清楚；其次能把我的历史观传达出来：
历史是一种既往之事，与其因喜爱或者厌恶去探讨思考问题，不如回归客观，
史官、史官文化绝非什么崇高之物，发展演化过程自然有其内在规律和前因后
果。现在的，就是历史的最合理。最后的最后，思维的火花是在碰撞中才会产
生的，史官、史官文化，我的思考绝非结论，希望能看到更为深刻的回帖，这
也不枉费了我这几天的熬夜：）
中国史官制度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异数，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或者民族，有
过这样一种奇怪的官职制度，事无巨细的记录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还有人负
责定期整理归档，当一个王朝崩溃后，下一任统治者还会把这个记录翻出来，找
个名人来整理系统化出个论文集……
对于现代历史研究者而已，这种制度和传承肯定不能算一个幸福……大量的
史料，并不意味着各个都有研究价值。相反，往往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删别，
选择有价值的研究点。大多数人的才能怕在选择阶段就已经消耗殆尽，能坚持到
最后，并闪耀出史学火花的，实在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而“以史知得失”？先不论以史能不能知得失，在大量史料面前，人人都能
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一套支持，从最无稽的极端民族主义到最平庸的完全相对主义，
又能说在历史长河中谁比谁更正确？
但是更为无奈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试图贬低这种制度所引起的后果和价值
，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对中国的历史走向影响巨大，以至于有牛人提出中国文化
传统是“史官文化”。我也相信，中国历史爱好者的人口比例在全世界中肯定是最
高的。但这一官职制度，进而演变成一种文化传统到底是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思维？早有很多学者、智者、哲人、伟人都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每个人也都
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企图，也不敢说有什么成熟完善的结论，
甚至都很难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整理归纳，但自不量力一下，通过粗线条的回顾
中国史官制度的发展过程，并探讨几个我觉得有意义的典型事件，提出我的一些想
法。但先声明一下，我完全无意探讨什么制度优劣问题，所以绝对不会得出什么专制
传统、历史发展观的鸟结论。失望抑或期待，还是慢慢往后看吧。
开篇明义，那就暂且先写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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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史官界定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Fri Oct 26 12:19:27 2007), 转信
史官，顾名思义，就是记录记载历史的官员。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含糊的界定。
首先是“记录记载历史”，就现在的历史研究手段而言，别说几千年前的古人，
百八年前的一个记帐本一个昏头昏脑的小说家写下的一个不畅销故事，都有鼎鼎大
名的学者恨不得从中挖出一个辉煌而震惊世界的历史结论出来。先秦哪本典籍会不
被认为是在“记录记载历史”？但若由此就认为留下文本的就是在记录历史，那只
能是混淆了历史记录者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较为妥帖的办法只能是视其主观态度，
比如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譬如书曰：“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
这种记录记载历史的主观意愿是相当明确的，其判断也是容易；“易”、“老子”
“逍遥游”这种纯哲理探讨文本，固然其中不乏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把
这样的作者放在一边不要去打扰他们的为好。
其次是“官员”，粗看起来这个定义的问题似乎不大，但若细加考虑，其实并
没有这么简单。略微对史官官制有所了解的，就应该知道，历朝历代都有专职史官，
诸如 大史、左右史、著作郎……或记录、或整理、或修史，但总而言之，是领着专
门俸禄干专业活。从词义而言，也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官”。但不容忽
视的是，还有大量的“历史爱好者”，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官员或者当着一个不起眼的
小官，他落魄了离职了不受重用了，悲叹才不为君王所用之时，只能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历史研究之中……那这样的人能否称之为“史官”捏？在大多数严谨史学
研究中，并不将其归于“史官”范畴讨论，但同时遇到一个悖论就是在讨论史官文化
或者史官定位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这些人对后期史官的影响。譬如史家大牛，首
当其冲的司马迁，虽然司马迁是家族史官的继承者，但其著《史记》一不是受皇家委
派；二《史记》最重要的成书时期是在司马迁受刑之后，而此时司马迁已不再担当史
官职务。类似的情形还有孔子、范晔、陈寿、晋人王铨……在我的概念中这些人是游
离于“史官”定义边界之上，往往他们都曾经担任史官或者有接触官方档案的权利和
机会，因此无论从心态和著作结果而言，将其视为正统官方作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在探讨史官制度发展过程和史官职责定位上，这些人有着深刻影响，所以
若无特别必要，我在后文叙述中将不再强调这些人的“非官方”身份。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史官著作内容，或者依此而界定的史官分类。总体上看，
史官应该分为两大类：记录和撰述。所谓记录，如各国春秋、如石室金縢、又如历朝
起居录……都需要专门专职官员记录整理；而撰述负责修当代史、前朝史、史学或者
相关知识的通论。这种分工或者界定历经先秦的蒙昧期、汉魏的草创、隋唐的基本构
架直至宋明清的进一步细化、分化乃至异化。具体过程请看下帖：中国史官渊源——
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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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yk ([已婚男人]白衣客), 板面: Classics
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1)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Sun Oct 28 22:18:42 2007), 转信
1、先秦史官
将先秦史官归为一类，既是一种无奈：史料的缺乏和辨析的困难；但也是一种
必然的选择：毕竟不是专业搞中国史学史。即便是史学史，往往也把先秦史官制度
的定位一个阶段。这绝不是因为从商到战国这千余年史官制度变革不大，而是秦始
皇开创的制度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
商周时期，史官制度并不如后世那样分工清楚职责明确。而且“史”一字按
《说文解字》：史，纪事者也，从又持中。因此，只要是纪事类的事务，如重大战争
前的卜测凶吉，天文历法计算，王朝更替重大告民诏书，民间采风国家庆典……
都是史官的管理内容。商朝史官制度可考的内容几乎没有，但从先秦典籍和甲骨文
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 史巫册 不分家的情况。但到了周朝，史官制度慢慢
成型，专职的称谓，如：大、小、内、外、御五史，各个诸侯国还有自己的史官，巫
与史，相（尹）与史 虽然仍同属于一个体制的官员，但已有分工和分家的趋势。直至
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官员制度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和细化，真正意义上的史官
才逐渐形成。但由于传统史官的权力和职责来源，先秦的史官都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同时，早期史（巫）官由于其高要求的职位，就必须具备相当广泛的天文、
地理、人文、社会等多体系的知识，史官也因此形成一种家族式的、父亡子继的世袭
传授的模式。这就使得史官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即使原任史官被罢免，也只
能在有限范围内挑选继任者，如齐大史的“崔杼弑其君”，兄亡弟继，固然史官的执着
可敬，但崔杼的无奈更显示其中。总览春秋战国，史官的“权力”（显性与隐性）处于
不断的受限、分流、萎缩之中，但遗产巨大，史官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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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2)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Sun Oct 28 23:06:02 2007), 转信
2、秦汉史官
秦王朝的建立实在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本文无意花费大量篇幅去讨论秦制度
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仅仅就史官而言，秦之官制，就很大程度上
扭转了史官传承的内部封闭性，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秦之官制只能说是一种
草创，是在破弃旧有周王朝分封建制管理模式后的一种因事而建随机变通的制度形
式。比如史官，秦有大量秘书记录官员，但却没有专职整理编史官员；秦有大量先秦
诸侯各国史，但却没有相应机构部门负责，销毁遗弃多。而“焚书坑儒”，固然这个
事件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但从史料的传承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秦王朝对于“史”
之延续是相当不看重的。
而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洪流在这里又转了一个大弯。明里是对秦朝
制度的深刻否定，但本质上，汉更像秦，而不是像周。对于史官而言，还不仅如此。
两大更重要的事件：司马迁之“史记”、“起居注”制度的创立，更是奠定了史官
制度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史官自我定位及史官文化的形成。对于司马迁，或者《史
记》对后世史官影响，我想无论如何拔高都不能称之为过，之后要提及的曹魏到南
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著作郎官制，进而到之后的大规模官方修史，都应该归功到司
马迁这一部“史家之绝唱”。“起居注”制度，虽然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我觉得这
一事件在史官发展中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首先，这一制度因袭于周之内史制度，也
就是事无巨细的将皇帝言行进行记录。但与内史有区别的是两点：1.没有的建议决
策功能，之前已经提及，先秦史官职责是相当大的，内史不是简单的记录皇帝言行，
更重要的是指导、辅助功能。而到了“起居注”的时代，起居令或者起居舍人或者
起居郎，则专职专注于记录，这种官职功能的缩小，将一直界定史官的权力。
2.记录的详细程度。秦汉之后，皇帝在整个王朝的象征意义被神化。因此，皇帝的
一言一行，都应该被记录被反复研究被神化。而这种神化过程是社会、官场、制度
各方面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史官也必然不能幸免其中，这也就是“起居注”产生的
前因。但任何事件都有其历史影响，“起居注”即配合了皇权的神化，也神化了皇权
的意义，同时，还对皇权产生了限制，这一点将到下一个超级皇帝：唐太宗时才看到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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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3)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6:43:14 2007), 转信
3、魏晋南北朝
汉末乃至隋唐建立前的大乱在我看来既有封建王朝自身运作规律的使然，
也有游牧民族崛起的因数参与其中。旧有的家族传承式的知识体系逐渐被打
破，而讲学，私塾逐渐成为知识传授的主流；社会地位的获得也慢慢摆脱了
士族局限，“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时期慢慢建立起来的。
“立”总是建立在“破”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如此，史官制度更不
可能独立其外。前文我已有提及，在汉中期建立的“起居录”制度，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既有延续，也有变化。首先是著作郎相关官职的设置，这一（类）
官职是建立在起居录制度的基础之上，因为记录的详细、烦琐，就必然要求有
特定官员对这种记录进行处理、体系化。整理成果往往是成为皇帝参考文本，
如《皇览》（部分）、如王沈之《魏书》、韦昭之《吴书》……但这些文本的
特点：基于内部权威资料+官方修史并为皇家服务 的特点 却往往成为其不被
重视的原因：1、基本都已散佚；2、倾向性明显；3、影响范围小不具有全国权威性。
反倒是陈寿一部私人修史的《三国志》，成为魏晋时期最大史书成就。
但这种成就应该认为是偶然中的必然，若说司马迁之《史记》是依托其史官世家
的传承，明显是先秦史官的特点；而陈寿则完全反映了 起居录史料->著作郎整理
->个人编撰 的时代特点。《三国志》博采各家官方史书，用验证的方法来去除
官方修史的倾向性，又因为史官不再是家族世袭，也使得大量史料可以在一定
层次以上官员中流传（纸张普及的作用就不赘述），三国时代特点也成就了《三
国志》一书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可以说是一部机缘巧合下的成就。这也恰恰说明
了为什么到了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不在有如此高水准的私人编撰史书。
但著作郎，或者到了晋之后就可以明确称之为：官方修史馆，这样一种制度，
确实完全建立起来了。相比于魏及晋初，官方修史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官方口径
也得以统一，因此晋后，纯粹的国史，也就不在有私人修史的可能性。如十六国
时期，各少数民族仰慕汉文化，史官因袭前朝，虽各有著作，但基本史料价值少
焚毁居多；如南北朝，各立正统说，既大力发展了史官体系及运作方式，也为
之后皇权干扰史官权威埋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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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4)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7:38:19 2007), 转信
4、隋唐
这一时期国史基调就是：大统一。中央权利相当巨大，制度体系化和规划痕迹
相当明显。而史官，在隋及唐前期应该说和南北朝变化不大，没有了南北对立，并
不说明官家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历史对统治的指导价值也是被默认。延续了
前朝的 起居注+著作局（这时候已然是著作郎相关官职众多和办公固定化）+官方
修史 基本体系。这一时期，史官制度中需要着重提及的就是“实录”的出现。
“实录”一词并非这个时期发明，南北朝时期已有两个版本《梁皇帝实录》，但这
两个实录均已散失，我也比较怀疑这个实录只是起居注的简写版本。但到了唐，包
括之后 宋、明、清，实录的再次粉墨登场，虽名同，实则大变。1、实录官修，并
且成为官方的统一基调；2、"实录"非"实录"。若说起居注还是原始史料汇编，那
实录的史学价值实在要少很多很多。起居注大多是今日之事今日记，归档后官方也
只有查阅、销毁的权利，而实录是对一代皇帝所有资料的统一整理，太多的粉饰、
篡改、修正可以夹杂期间。
就看"实录"再次出现的那个时刻：《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贞观实录》
三部，都是修于唐太宗李世民一朝。前两部总负责：房玄龄，后一部负责人是长孙无
忌。无需多言，其间体现的绝对是太宗皇帝的意味深远。李世民取得皇位的非正统性，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是他心中的一个不可触及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巨大问题。这种忌讳，
既使得李世民励精图治谨小慎微，也使得李世民多方掩饰。“卿知《起居注》，记何
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一语实在是道破李世民之心机。而修高祖太宗实录，再看相
应新旧唐书玄武门之变描述。“实录”出现的前因后果已然相当明显。
而后历朝“实录”，其基本基调亦是如此。“起居注”型的原始史料被“实录”
型的整理版本所替代。后世修国史，多是根据历朝实录。“实录”一出，“起居注”
大量销毁；国史一出，“实录”大量销毁。原始史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修正，被
弯曲，以体现各个修史者的历史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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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历史发展(5)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8:16:33 2007), 转信
5、五代宋元明清
过了唐这一辉煌时期，史官制度的构架已经相当成熟，之后只能说有发展而无创建。
无论是官职体系：起居+著作+编史、还是办公场所及管理：中书或者秘书直接领导，对
皇帝直接负责，为政策及宣传提供资料和口径、抑或最终成稿：各国史，都变化不大。
若要提及，也只能是宋朝。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等
构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的修史机构。就官职和官员体系而已，也只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当一种制度发展成熟之后，必然沦落到雍正乃至无用。官方修史制度亦是如此，《资治
通鉴》也成了最后的一次辉煌。对后人而言，宋朝笔记、地理志、方志……这些新出现
新思维状态下的产物比起官史远远有价值得多，而史官，在我眼里也失去了他最早的那
种活力，与其他众多官僚面孔渐渐模糊同化。
6、历史发展——结语
粗线条的回顾了史官历史发展过程，在写之前我还自信满满，但到了真正落笔阶段，
业余写手的无力感让我很受挫败。越体系化描述史官的发展过程，我越觉得自己知识的
不足。尽力描述了史官渊源，也只能说隐约做好了自己对史官结论性伏笔。先不说结论，
最终稍微梳理一下几个发展阶段：1、史官独立，官方色彩很淡；2、官方记录修史，但
有大量私人修史；3、官方记录、编撰、修史。
是历史记录者良知逐步被限制？是史书或者史官的体系化发展结构化发展？是官僚
或者封建体制越来越成熟？人人都有自己的结论。我的，还是放到下篇，也是这个系列
的最后一篇：我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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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国史官渊源——我的总结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Oct 29 18:18:18 2007), 站内信件
正如我开篇絮语中所言，史官、史官制度进而由此形成的一种史官文化对
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前几篇中粗糙的过了一下史官制度发展过程，那现在就该
来谈谈什么是史官文化了。实际上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描述一种文化，在我的观
点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分离可以辨析可以讨论的独立文化。任何文
化，都是和整个社会现象纠缠在一起。固然有些牛人可以手术刀般的把一个文
化从历史中切割出来，但幸好我还有这个自知之明，与其稀里糊涂的下刀来切
割，还不如放弃太多难以分离的细节，而只是把握其主脉。
史官文化主脉是什么？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应该包括
两种文化心态：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研究的态度 和 其他人特别是高位者对于历
史研究的态度。中国历史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历史有着强烈的功利心，无论是
孔夫子的“春秋著而乱臣贼子惧”还是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
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抑或历朝历代修史者的心态，对“以史为鉴”的信心
不可谓之不强；相应的从史巫难分的上古到史学官僚化的隋唐后，上位者乃至
整个社会对历史研究的功利性要求更为明显。要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非三
言两语可以说清，史学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影响必然是一个复杂、逐步、多
因素的过程。非要归纳一个原因也只能是：相互利用。史学研究借着社会对其
重视而发展：大量参与者的利益得以保证，社会统治者以“以史为鉴”为契机，
逐渐加强对史学的掌控，或用以定正统、或用以宣传、或用以掌握民心。而
“史”也一步一步壮大、从卜巫相中分离出来，建立繁杂的体系和产生满足其
控制人需要的大量文本。
其次，史学良知，也是史官文化发展中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影响因素。若
史学、史官只是为了满足官方需要，那早就沦丧到国务院发言人的角色；若只
是为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如何从小说或者故事中彰显出来？没有独立的思考，
没有自我定位，又如何能得到所谓的“以史为鉴”的评价？正是大量早期史官
的这种史学良知，才使得史官文化得以确立，并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更多之后
的史官或者历史研究者，自觉与不自觉的挣扎于“以史为鉴”的企图和史学良
知之间，也正是“以史为鉴”和史学良知两个相反作用张力的作用下，中国史
学、官方史学（也就是史官）、史官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对比其他国家，无论
是欧洲还是亚洲其他国家（日韩等），或有个人笔记、自传，或有断代国家史，
历史爱好者不可谓不多。但无论从规模、持续性、影响范围和官方背景，实在
无法与中国之情况同日而语，大量的作品也很难与故事或者官样宣传稿区分。
最后，从后果看，史学、史官的发展，更是成为了中国史中不可分割的一
个重要部分。要理解中国史的发展不能脱离于史官文化的讨论，要辨析史官文
化，更不可脱离于中国史的大背景。而历史最不容许，也是最难避免的就是价
值评价和假设：史官可以真的做到“秉笔直书”？怎样才能排除官方对历史记
录的干涉？……这些问题无法回答我也无意进行回答，我更希望的是通过我的
表述，至少能做到将史官这一现象说明清楚；其次能把我的历史观传达出来：
历史是一种既往之事，与其因喜爱或者厌恶去探讨思考问题，不如回归客观，
史官、史官文化绝非什么崇高之物，发展演化过程自然有其内在规律和前因后
果。现在的，就是历史的最合理。最后的最后，思维的火花是在碰撞中才会产
生的，史官、史官文化，我的思考绝非结论，希望能看到更为深刻的回帖，这
也不枉费了我这几天的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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