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他的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以及他的内外政策两方面进行评价特别注重对外政策
如果只从铁与血的角度来评价俾斯麦，那肯定是得不出“公正”的评价的。
我自然不敢声称自己的评价是公正的，何况自己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如果要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应该考察各派学人对他的解读。
我个人倾向于战后偏自由主义学者的看法。
无疑，俾斯麦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近代德国真正的奠基人，以致历史学家干脆把第二帝国称为“俾斯麦的帝国”。在我看来，19世纪的政治人物中，能给自己的国家和整个欧洲打上如此深刻烙印的，大概只有拿破仑堪与之相比。
他的外交能力，历史爱好者大概都烂熟于胸，1864-1870年的三次王朝战争体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早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俾斯麦就开始在外交上为普鲁士的统一战争布局。“灵活泼辣的手腕，大胆敢为的气魄”，这些评论很到位。
因此，俾斯麦的遗产首先体现在他的外交思维上。1960-70年代。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这个提法本身就可见俾斯麦的外交思维的影响。地处中欧的德国必须始终考虑东西两方面的安全形势。这是后来他跟新德皇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希望德俄关系破裂。
也许是受欧洲外交的“大国平衡”原则的惯性作用，德国刚统一时，俾斯麦说，“德国已经饱了”，它不谋求进一步的扩张。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自称在巴尔干的问题上充当各方“忠实的掮客”。不幸的是，这次会议上他深深地伤害了俄国。
在1870年后的二十年间，他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于阻止法俄接近，在他这是个“噩梦般的联盟”。为此他细心地编织着一个复杂的条约体系，这个体系最后在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剑桥近代史说，俾斯麦是个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是的，他十分看重德国在欧洲的安全地位。然而，在他下野后，这种小心翼翼的外交思维已经不能满足新一代德国领导人的口味了，他们开始追求“世界政策”。
对于法国的领土要求，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可能是他在德国统一期间犯下的唯一错误。当然，他须面对民族主义的压力（他自己也始终在利用这种情感）和军方的要求。但是，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来说，这一兼并使得世界和平不稳定长达50年。据称他本来是可以放弃这么做的，而且曾长期持反对立场。这一举措使得德国在对外政策上打上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果他的继承者能继续他的政策，或可小心地避免其不良后果。但是，他下台两年后，法俄之间就缔结了军事同盟。
俾斯麦曾在圣彼得堡做过外交官，他深知这个落后但辽阔的帝国所具有的恐怖能量。因此俄国在他的外交布局中非常重要。但是，他的继承人很快就放弃了前首相的见解。
在国内政策方面，也许俾斯麦留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一个研究俾斯麦时代的第二帝国的人，肯定都应了解这些关键性事件：
1. 经济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
2. 政治方面 A. 反社会民主党立法;
B. 文化斗争
3.社会保险立法以及福利国家的雏形。
俾斯麦的帝国在经济上实际上处于一个慢性萧条的时代，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情况（1873-1895年）。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德国的农业状况不佳，为了保护农业市场、也为了给国内工业部门提供壁垒，德国在1879年改变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这个政策既有经济后果，也有政治和外交效应；在国内，它缔造出著名的“钢铁和黑麦的同盟”——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德国保守主义乃至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社会根基；在国际上，它进一步恶化了德俄关系，因为俄国对输往德国的农产品的出口依赖较严重。
李工真教授说，俾斯麦是个“保守的政治强人”，这一点在他的内政和社会政策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俾斯麦是出身容克贵族阶层的政治家，是在普鲁士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人，在他身上，家长制的色彩很是浓重。反社会民主党的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是很明显的表征。这两项政策互为表里。社会民主党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民主和革命倾向，让俾斯麦深感不安，他对霍亨左伦王朝的“责任感”驱使他打压这场政治-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为了平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于1880年代率先创设了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险制度。他希望用这块蛋糕来瓦解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然而，社会保险延续了下来，社会民主党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它的势力越来越大；1890年，当俾斯麦要求延长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特别法时，国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是他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DTV版德国史作者说，此时的俾斯麦已经远离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国民，他难以对现代民主运动作出有效的让步，他认为人民生活安逸后便不能有过分的政治要求。
当然，社会保险政策在普鲁士的政治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这个国家一直有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传统，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看来是这个传统合乎逻辑的推论，而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也可认为是普鲁士威权国家的推论。
以上是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同样重要的是，他对19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德国的统一，一个广泛认可的看法是，俾斯麦是1848年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但他只完成遗嘱中的一个任务：统一；另一个任务，自由，他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公民社会、责任制议会民主制政府、更为广泛的公民权利，这些诉求跟普鲁士的王权、官僚制度和它的军队是矛盾的，而俾斯麦就是后者最出色的代理人。
历史学上常说，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方式和俾斯麦当政，注定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正因为俾斯麦和它的普鲁士官僚国家干得太出色了（以泼辣的手腕实现了他们的统一理想），1848年的自由派最后都改弦易辙，为俾斯麦的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摇旗呐喊，放弃了最初的自由和民主追求，曾几何时，这些自由派还把普鲁士容克视为德国的反动堡垒，但如今，恰恰是这个反动集团实现了他们在1848年没有实现的目标。他们现在几乎感激涕零了。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晚年说，俾斯麦砸碎了德国自由主义的脊梁骨。
从长期来看，1862-1866年的宪法斗争对德国后来的政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俾斯麦以违反宪法的方式推行他的军事改革，然而，在萨多瓦战役之后，当初的反对派议员（民族自由派）慷慨大度地与俾斯麦达成了谅解。既然目标达到了，手段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个事件无疑有助于不讲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在德国占据上风。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后来的三个法西斯国家，都在首先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了出色的政治家：在德国是俾斯麦，在意大利有加富尔，在日本有明治时期的出色人物。但这些人大约都逃不出“保守的政治强人”的本色。
当然，俾斯麦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德国后来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第二帝国实行成年男子普选，这在全欧洲都是非常少见的；尽管选举方式很复杂，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权力也很有限，但这毕竟是民主制的重要实践和课堂。和法国一样，德国的普选制是在专制色彩浓厚的体制下确立起来的。同样，他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在德国一直延续下来，即使纳粹时期也没有根本的变动。今日的社会国家（Sozialstaat），应该说受惠于俾斯麦。
对国家主义、强权主义者来说，俾斯麦无疑是个值得推崇的人物，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纵横捭阖，手法高超，算计精明。
在我看来，能力超强的政治家，往往伴随着国民政治能力的缺失。拿破仑就是一个先例，数千万人的性命都系于他一个人。如果要我选择，我更希望看到独立、自由、自强、自治乃至强悍的人民，而不是俾斯麦和拿破仑式的政治天才。
我自然不敢声称自己的评价是公正的，何况自己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如果要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应该考察各派学人对他的解读。
我个人倾向于战后偏自由主义学者的看法。
无疑，俾斯麦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近代德国真正的奠基人，以致历史学家干脆把第二帝国称为“俾斯麦的帝国”。在我看来，19世纪的政治人物中，能给自己的国家和整个欧洲打上如此深刻烙印的，大概只有拿破仑堪与之相比。
他的外交能力，历史爱好者大概都烂熟于胸，1864-1870年的三次王朝战争体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早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俾斯麦就开始在外交上为普鲁士的统一战争布局。“灵活泼辣的手腕，大胆敢为的气魄”，这些评论很到位。
因此，俾斯麦的遗产首先体现在他的外交思维上。1960-70年代。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这个提法本身就可见俾斯麦的外交思维的影响。地处中欧的德国必须始终考虑东西两方面的安全形势。这是后来他跟新德皇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希望德俄关系破裂。
也许是受欧洲外交的“大国平衡”原则的惯性作用，德国刚统一时，俾斯麦说，“德国已经饱了”，它不谋求进一步的扩张。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自称在巴尔干的问题上充当各方“忠实的掮客”。不幸的是，这次会议上他深深地伤害了俄国。
在1870年后的二十年间，他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于阻止法俄接近，在他这是个“噩梦般的联盟”。为此他细心地编织着一个复杂的条约体系，这个体系最后在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剑桥近代史说，俾斯麦是个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是的，他十分看重德国在欧洲的安全地位。然而，在他下野后，这种小心翼翼的外交思维已经不能满足新一代德国领导人的口味了，他们开始追求“世界政策”。
对于法国的领土要求，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可能是他在德国统一期间犯下的唯一错误。当然，他须面对民族主义的压力（他自己也始终在利用这种情感）和军方的要求。但是，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来说，这一兼并使得世界和平不稳定长达50年。据称他本来是可以放弃这么做的，而且曾长期持反对立场。这一举措使得德国在对外政策上打上了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果他的继承者能继续他的政策，或可小心地避免其不良后果。但是，他下台两年后，法俄之间就缔结了军事同盟。
俾斯麦曾在圣彼得堡做过外交官，他深知这个落后但辽阔的帝国所具有的恐怖能量。因此俄国在他的外交布局中非常重要。但是，他的继承人很快就放弃了前首相的见解。
在国内政策方面，也许俾斯麦留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一个研究俾斯麦时代的第二帝国的人，肯定都应了解这些关键性事件：
1. 经济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
2. 政治方面 A. 反社会民主党立法;
B. 文化斗争
3.社会保险立法以及福利国家的雏形。
俾斯麦的帝国在经济上实际上处于一个慢性萧条的时代，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情况（1873-1895年）。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德国的农业状况不佳，为了保护农业市场、也为了给国内工业部门提供壁垒，德国在1879年改变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这个政策既有经济后果，也有政治和外交效应；在国内，它缔造出著名的“钢铁和黑麦的同盟”——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德国保守主义乃至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社会根基；在国际上，它进一步恶化了德俄关系，因为俄国对输往德国的农产品的出口依赖较严重。
李工真教授说，俾斯麦是个“保守的政治强人”，这一点在他的内政和社会政策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俾斯麦是出身容克贵族阶层的政治家，是在普鲁士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人，在他身上，家长制的色彩很是浓重。反社会民主党的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是很明显的表征。这两项政策互为表里。社会民主党是新兴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民主和革命倾向，让俾斯麦深感不安，他对霍亨左伦王朝的“责任感”驱使他打压这场政治-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为了平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于1880年代率先创设了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险制度。他希望用这块蛋糕来瓦解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然而，社会保险延续了下来，社会民主党却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它的势力越来越大；1890年，当俾斯麦要求延长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特别法时，国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是他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DTV版德国史作者说，此时的俾斯麦已经远离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国民，他难以对现代民主运动作出有效的让步，他认为人民生活安逸后便不能有过分的政治要求。
当然，社会保险政策在普鲁士的政治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这个国家一直有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传统，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看来是这个传统合乎逻辑的推论，而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也可认为是普鲁士威权国家的推论。
以上是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同样重要的是，他对19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德国的统一，一个广泛认可的看法是，俾斯麦是1848年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但他只完成遗嘱中的一个任务：统一；另一个任务，自由，他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公民社会、责任制议会民主制政府、更为广泛的公民权利，这些诉求跟普鲁士的王权、官僚制度和它的军队是矛盾的，而俾斯麦就是后者最出色的代理人。
历史学上常说，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方式和俾斯麦当政，注定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正因为俾斯麦和它的普鲁士官僚国家干得太出色了（以泼辣的手腕实现了他们的统一理想），1848年的自由派最后都改弦易辙，为俾斯麦的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摇旗呐喊，放弃了最初的自由和民主追求，曾几何时，这些自由派还把普鲁士容克视为德国的反动堡垒，但如今，恰恰是这个反动集团实现了他们在1848年没有实现的目标。他们现在几乎感激涕零了。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晚年说，俾斯麦砸碎了德国自由主义的脊梁骨。
从长期来看，1862-1866年的宪法斗争对德国后来的政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俾斯麦以违反宪法的方式推行他的军事改革，然而，在萨多瓦战役之后，当初的反对派议员（民族自由派）慷慨大度地与俾斯麦达成了谅解。既然目标达到了，手段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个事件无疑有助于不讲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在德国占据上风。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后来的三个法西斯国家，都在首先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了出色的政治家：在德国是俾斯麦，在意大利有加富尔，在日本有明治时期的出色人物。但这些人大约都逃不出“保守的政治强人”的本色。
当然，俾斯麦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德国后来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第二帝国实行成年男子普选，这在全欧洲都是非常少见的；尽管选举方式很复杂，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权力也很有限，但这毕竟是民主制的重要实践和课堂。和法国一样，德国的普选制是在专制色彩浓厚的体制下确立起来的。同样，他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在德国一直延续下来，即使纳粹时期也没有根本的变动。今日的社会国家（Sozialstaat），应该说受惠于俾斯麦。
对国家主义、强权主义者来说，俾斯麦无疑是个值得推崇的人物，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纵横捭阖，手法高超，算计精明。
在我看来，能力超强的政治家，往往伴随着国民政治能力的缺失。拿破仑就是一个先例，数千万人的性命都系于他一个人。如果要我选择，我更希望看到独立、自由、自强、自治乃至强悍的人民，而不是俾斯麦和拿破仑式的政治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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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6-25
这家伙“刚”、“柔”相济，是有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