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南京明城墙在城墙的结构、瓮城的创新、护城河水源的利用、水关涵闸及桥梁的设计建造等诸多方面，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是元末明初劳动人民用心血筑成的一座丰碑。
南京明城墙在砌筑中，对不同地段采取了不同质地墙体的处理方法和特殊的粘合材料。有的地段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的条石，作为城基、勒脚和部分城墙内外壁的主要材料；有的地段全部用城砖垒砌；还有的地段以条石、城砖砌筑墙面，中间填以片石、城砖、黄土混合夯筑等。粘合墙体的材料十分坚固，以至留下了用糯米汁加石灰等灰浆建造的说法。 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10余层城砖；墙体顶面设置了石质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50米距离设置石质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基部分每隔一定距离也设有排水洞，将城墙内侧的积水排出城外。
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在秦淮河出、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栅门以防潜水入城之敌。东水关内侧还设有33座瓮洞，分为3层（上面两层为藏兵洞），下层（中洞可通船）通水。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即武庙闸）、前湖的半山园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设计巧妙、结构合理。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因各段所处地形和位置不同，所采用的建筑结构也不同。南京城南城及东西城的南段与北城及西城的大部分地段分别采用不同建造方式。
南城及东西城的南段，面临平原和河流，无坚可守，除以河为堑外，城墙建筑最为坚固。墙内外壁表层用大块条石砌筑，里层填以巨大的块石，形成各厚3米左右的内外墙体，均用糯米汁加石灰灌浆。内外墙之间再填以黄土、片石，隔层夯实。某些地段，也有在条石砌筑的内外墙体之间全部用砖砌筑，或以砖、黄土、乱石夯填的做法。
北城及西城的大部分地段，倚山临湖，地形复杂，城墙结构比较简单。或者全体用城砖砌筑，墙体较为单薄，或者在砖筑的内外墙体中间夯填黄土块石。东城的部分地段，城墙外壁用条石砌筑，内壁用砖砌筑，中间夯填黄土、乱石或碎城砖。一些特殊地段又有特殊作法，朝阳门（今中山门）附近及狮子山地段，依山而建，仅在外侧修筑砖石墙体。石头城一带，下部利用原有的陡峭石壁，仅在山顶上加筑很矮的砖墙。城墙顶部的一般作法是在厚1～2米的由桐油和黄土拌和的夯土层上面再平砌数层城砖。顶部边沿设有石质流水槽和伸出墙外的滴水槽。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由于城砖来自全国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粘土、沙土、高岭土等等）。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砖，依靠哪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并不明确，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经文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史料记载，明城墙的砖石并非在南京城内集中烧制，而是由全国32府148个州县共同承担，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南京城砖铭文的书写者，大体可分“书斋式”与“民间式”两类。前者属官府内的官吏文人、乡间的秀才，也许只要没有写错，就不会有杀头之虑的缘故，其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后者属于粗通文墨、甚至没用笔写过字的工匠，当砖坯出模后，只是拣了身边的一根小树枝，在砖的一侧小心翼翼留下所在县、甲以及自己的名字，稚拙的字体上透出几许村野之气。城砖铭文的字体，篆、隶、魏、楷、行各体皆备，蕴含着淡淡的金石味。其中有一种书体最具神韵，在中国书法字典上，也难找到它的归属，却一笔一划不扭不颤，那是来自民间的书法艺术。所有的铭文，折射出的谨慎与虔诚，强烈而鲜明。从铭文技法上，又可分为模印、章印、刻划三种形式。其中，铭文的双线模印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南京明城墙的城砖铭文，为后人留下了及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填补了史料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城砖产地的分布；中国汉字在明初的简化字与异体字；中国民间的书法、篆刻艺术；中国姓氏文化在明初的演变以及明初实行的责任制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城砖铭文的研究，还能发现不少明以前烧制的城砖和一定数量明以后为修葺城墙而烧制的清代城砖，为认识南京城垣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实物佐证。 南京城墙东南角的通济门至西北角钟阜门与仪凤门之间作一划分，南为“南斗六星”，北为“北斗七星”。
“南斗星”的六颗星座以聚宝门、三山门、清凉门、石城门、定淮门、仪凤门六座城门隐喻；
“北斗星”的七颗星座以通济门、正阳门、朝阳门、太平门、神策门、金川门和钟阜门七座城门隐喻。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南京城墙呈“南斗”与“北斗”聚合形布局，与朱元璋陵墓明孝陵呈北斗星布局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朱元璋在明朝初期建都南京时，受当时社会及思想影响的结果，体现了“天地合一”与“皇权神授”思想。 正阳门、朝阳门和太平门，分别位于环绕皇宫的南、东、北三面京城城垣上。其中，正阳门为皇宫南北中轴线的最南端，是外国使臣赴京朝觐入城必经之正门；而太平门外玄武湖之滨，则为1384年朱元璋设置的主宰刑杀大权“三法司”（即“贯索”，或称“天牢”）之所在。
神策门，是所知的南京城墙唯一的传统形制的外瓮城。有趣的是神策门外瓮城与聚宝门内瓮城几乎在城市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这一南一北、一大一小、一内一外的不同形制的瓮城，是明南京城墙建造中继承与创新的例证之一。
金川门、钟阜门、仪凤门和定淮门四门，位于南京城垣的西北角，濒临长江，是抵御江北进犯南京城的重要门户。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靖难之师”渡江南下，如果不是李景隆、谷王（蟪）在城内策应，打开金川门迎燕师入京，恐怕朱棣当时难以顺利进城，很快就能登基称帝。清凉门、石城门，均置内瓮城单座。
坚固而形制各异的城门，是建造者设计思想的生动体现。城门的设计与建造，在充分满足城门防御能力的前提下，极力追求城门建造艺术上与恢弘雄伟、形制独特的南京城垣主体协调，达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的效果。
《儒林外史》的作者、寓居南京的吴敬梓先生，根据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城门顺序是：“三山聚宝临通济，正阳朝阳定太平，神策金川近钟阜，仪凤定淮清石城。”三山门、聚宝门和通济门，均为内瓮城，规模与气势均超过其他诸门，尤以聚宝门内瓮城为最。仅藏兵洞达27个：第一道城门左、右各三个，城门上的楼基中共设7个，均坐南朝北，以城基中洞为最大，面积达310平方米；东西礓（磜）下面各设坐西向东和坐东向西的藏兵洞7个。这些藏兵洞平时用作储藏守城器械和军用物资，战时藏兵，相传可藏兵3000余人。通济门的内瓮城，也是非常壮观的，特别是呈“船形”的通济门内瓮城，在增强城门防御能力的同时，又融入了强烈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反映了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和某种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