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就像袁腾飞说的：宋朝是个很可爱的朝代，宋朝做武官 是没前途的。 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十分复杂。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而在各次具体的战争和战役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是变化多端的。前面介绍宋军的种种弱点和弊病，如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如此等等，都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这里就宋朝军事指挥等方面的缺陷，以及宋军的某些战术优点，作一些评述。
(一)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 《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 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等现代军事辞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 [关于宋夏战争中宋方的指挥缺点，可见《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己亥，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历代名臣奏议》卷324范仲淹奏，《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南、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全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金佗粹编》卷1高宗御札)，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绍兴十年 (1140)，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毫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皋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藏一话腴》外编卷上)，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人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咸淳遗事》卷下)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已是马列主义的常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绍军中的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赵宋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严重地损伤了军事能力。
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乐全集》卷20《请因郊里肆赦招怀西贼札子》)“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不应当追溯到宋太祖时，大致上可说是萌生于宋太宗时，确立于宋真宗寸。宋太祖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实行对内防范，但并不打算对辽议和苟安。宋太宗比较“外忧”和“内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赵宋以后的历代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朔)。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澶渊之盟。在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而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富弼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揞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历代名臣奏议》卷327)这段评论活画了澶渊之盟后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状态。但是按照封建专制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防内的需要，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以求偏安东南。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和废黜抗金将领，摧残军心士气之余，也必然是“将帅养骄，军士惰敝”(《会编》卷 228)。完颜亮侵宋战争的史实表明，尽管宋朝在战前已有一段时间被迫重整战备，而宋军素质仍比二十年前大为退化。淮南战场的宋军主力打得一败涂地，连众望所归，倚若长城的名将刘锜，也声誉扫地。南末只是依仗长江天堑和水军，才得以挡住完颜亮的兵锋。甚至当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整师北撤之际，宋军都不敢稍作拦击或尾袭。宋高宗在庆幸之余，又故态复萌，准备恢复和议，继续苟安。
宋朝军事史表明，在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指导和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整个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成效并不显著；而随着宋光宗即位后的政治混乱，本来就不显著的成效又很快化为乌有。
(一)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 《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 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等现代军事辞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 [关于宋夏战争中宋方的指挥缺点，可见《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己亥，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历代名臣奏议》卷324范仲淹奏，《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南、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全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金佗粹编》卷1高宗御札)，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绍兴十年 (1140)，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毫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皋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藏一话腴》外编卷上)，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人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咸淳遗事》卷下)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已是马列主义的常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绍军中的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赵宋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严重地损伤了军事能力。
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乐全集》卷20《请因郊里肆赦招怀西贼札子》)“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不应当追溯到宋太祖时，大致上可说是萌生于宋太宗时，确立于宋真宗寸。宋太祖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实行对内防范，但并不打算对辽议和苟安。宋太宗比较“外忧”和“内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赵宋以后的历代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朔)。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澶渊之盟。在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而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富弼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揞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历代名臣奏议》卷327)这段评论活画了澶渊之盟后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状态。但是按照封建专制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防内的需要，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以求偏安东南。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和废黜抗金将领，摧残军心士气之余，也必然是“将帅养骄，军士惰敝”(《会编》卷 228)。完颜亮侵宋战争的史实表明，尽管宋朝在战前已有一段时间被迫重整战备，而宋军素质仍比二十年前大为退化。淮南战场的宋军主力打得一败涂地，连众望所归，倚若长城的名将刘锜，也声誉扫地。南末只是依仗长江天堑和水军，才得以挡住完颜亮的兵锋。甚至当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整师北撤之际，宋军都不敢稍作拦击或尾袭。宋高宗在庆幸之余，又故态复萌，准备恢复和议，继续苟安。
宋朝军事史表明，在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指导和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整个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成效并不显著；而随着宋光宗即位后的政治混乱，本来就不显著的成效又很快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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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7
宋朝并不弱，相反中国历史上少有像宋朝这么强大的经济、科技，兵也不弱，但是宋朝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并且一伙强与一伙先有辽后有金。宋朝的步兵非常强大，然而骑兵确很弱，也没有蒙古强大的弓，只能挨打，但是强大的蒙古骑兵如何攻城……。所以蒙古久攻不下。
宋朝主昏臣庸，怎么能对付英明君主统帅的强大铁骑。对付宋朝昏庸君主的军队。军队再英雄十倍，也只能多付出鲜血。再坚强的军队，被一只绵羊统帅，也只能以战死的方式报答自己的国家。
宋朝科技强大，经济强大，确有钱买不到战马，买不到强大的骑兵，买不到飞机坦克，买不到原子弹。这不是宋朝的过错，在人类历史上，先进不敌落后，文明不敌野蛮，在科技时代以前是常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宋朝主昏臣庸，怎么能对付英明君主统帅的强大铁骑。对付宋朝昏庸君主的军队。军队再英雄十倍，也只能多付出鲜血。再坚强的军队，被一只绵羊统帅，也只能以战死的方式报答自己的国家。
宋朝科技强大，经济强大，确有钱买不到战马，买不到强大的骑兵，买不到飞机坦克，买不到原子弹。这不是宋朝的过错，在人类历史上，先进不敌落后，文明不敌野蛮，在科技时代以前是常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17
北宋灭亡---靖康之变
宋徽宗 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主条目：靖康之变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佑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钦二帝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
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
南宋灭亡
宋端宗赵是和赵昺被元朝军队相逼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休息，后来附近的民众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祺为皇储。由于赵祺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祺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祺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祺即位，是为度宗。
赵祺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㬎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佑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㬎正式退位。但赵㬎之弟赵是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是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是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是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宋徽宗 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主条目：靖康之变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佑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钦二帝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
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
南宋灭亡
宋端宗赵是和赵昺被元朝军队相逼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休息，后来附近的民众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祺为皇储。由于赵祺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祺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祺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祺即位，是为度宗。
赵祺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㬎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佑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佑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佑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㬎正式退位。但赵㬎之弟赵是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是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是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是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第3个回答 2011-08-11
赵匡胤当时就是靠兵权反的，所以后来杯酒释兵权，搞得宋朝是积贫积弱的，看看历史就知道，宋朝和西夏、辽、金、蒙古（元）都有过很长时间的对峙，虽然战绩不尽如意，但宋通过强大的经济能力送钱送物（茶叶，布匹，金银首饰，字画，各种生活用品，别老抢了，我每年都贡你，这样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就安于现状，不天天刀口舔血了，最后战斗力下降被后来居上者灭掉。）来满足这些少数游牧民族的目的，让他们安于现状，光顾享乐，最后被糖衣大炮打倒，辽被宋拖得最后被后起的金打败，金被宋拖的被蒙古和宋联合夹击也灭了，西夏也是被宋拖得被蒙古给灭了，而蒙古正好看到了前车之鉴，怕被宋用中原的繁华生活和精美的物品给迷惑，便一鼓作气灭了南宋，文天祥在广东又挣扎好几年，后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建宋，史称后宋，后来刘福通战死，就有朱元璋掌权，虽后来后宋灭亡，但朱元璋最后还是推翻了元朝。
参考资料：,
第4个回答 2011-08-11
因为当时蒙古人真的是太强大了，跟现在的美国没什么区别，蒙古骑兵对阵其他兵种具有压倒性优势，就跟美国航母打独木船一样。你说强大不强大。
宋朝太祖是叛变得兵权，对武将消弱比较大，重文轻武，所以积贫积弱。可以说真的很弱
宋朝太祖是叛变得兵权，对武将消弱比较大，重文轻武，所以积贫积弱。可以说真的很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