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朱元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朱元璋仿宋制设置殿阁大学士(明代共有华盖、武英、文华和谨身四殿,以及文渊和东阁两阁)。征召耆儒鲍恂等四人至京,并欲任命他们为文华殿大学士,鲍恂等以年老多病力辞[3](pp.2359~2360)。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主要任务为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殿阁大学士负责修书、御前进讲及与君主论治国之道等。这时殿阁大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及翰林院学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重定官品,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学士均为正五品,但大学士排在了翰林院学士之后。洪武时期翰林诸学士的职掌是厘定礼乐、考核(古代)典制、讨论用人选将、参与选立太子,以及针对章奏探讨用贤等。后三项均是与皇帝当面讨论。显然,这一时期翰林诸学士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超过了殿阁大学士。
永乐时期,在洪武殿阁大学士和翰林学士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内阁[4]。明成祖继位后,命解缙等七人参与机务,“鲜离左右”。解缙、胡广等人长期担任翰林学士兼左、右春坊大学士,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胡广被正式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此时解缙早已获罪)[5](p.1920)。永乐十八年正月,成祖又命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可见,永乐前期从名称上并未恢复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只是以一部分翰林院官(翰林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专备近侍,参与机密。永乐后期,先后任命三人为文渊阁大学士。因为文渊阁等在皇城之内,所以文渊阁大学士称内阁大学士。仁宗继位初,以杨士奇为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武英殿大学士,杨荣兼谨身殿大学士,从名称上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不过,这时殿阁大学士之权远重于洪武时期。宣德时期,内阁之下设立了诰敕房和制敕房。两房负责官员诰敕和皇帝圣旨等机密文书的誊录和底稿保管[6](pp.22~24)。当时,尚书蹇义、夏原吉与三杨(杨士奇等)一同“参与机务”[7](p530),蹇、夏二人也取得了和内阁大学士相同的议行章奏等权力。正统以后,参与机务大臣一般为内阁大学士。
内阁的职掌主要是:1.票拟章奏。永乐间解缙、胡广等人主要在御前发表意见,帮助皇帝决策。到正统时期这一做法成为制度[8]。2.书写诏旨(至迟仁宗在位时期内阁已有此权力)。明朝关于用兵或命将的敕令,一般由兵部奏请,获准之后由内阁起草,再加盖皇帝御宝,由兵科传抄于兵部下发执行[9](pp.12,48,166)。3.奏议朝政。正统初英宗年幼,三杨辅政,大学士杨士奇多次领衔议政。天顺以后,尤其是嘉万年间,部权削弱,内阁更是会议中的当仁不让的主角。4.封驳帝命。皇帝命令内阁草诏,有时诏命不当,内阁便拒绝起草。如果皇帝决策不妥,内阁可以提出修正乃至反对意见。内阁封驳帝命的事例在正德后期至万历时期较多。5.保荐人才。天顺时期,内阁大学士李贤曾奏荐马昂为兵部尚书。此外,内阁大学士还受命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
明代内阁的地位须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与六部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与皇帝的关系。洪武时期,翰林学士和殿阁大学士均为正五品,地位远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永乐时期,解缙等七位学士曾获赐二品金织罗衣。在赏赐群臣时,永乐帝不止一次下令,对这些学士“赐同尚书”。所以,永乐时期参与机务学士等同尚书。仁宗继位后,命黄淮、杨士奇和金幼孜等分别任尚书职,同时兼殿阁大学士[10](p.199)。正统前期,集尚书、三孤和大学士于一身的三杨在朝中地位最高。正统后期,宦官王振专权,内阁学士的地位下降。景泰时期,内阁官在午朝及经筵日序于六部尚书之上。但同时六部会同内阁议事的建议,也为尚书所拒。天顺时期,李贤以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列于其他尚书之上。到嘉靖时期,常朝时内阁学士居六部尚书之上。内阁大学士地位虽然有超过六部尚书的趋势,但在嘉靖以前,内阁一般不能干预部务。至嘉靖时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六部唯内阁马首是瞻的局面。万历中期以后,内阁地位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六部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朱元璋仿宋制设置殿阁大学士(明代共有华盖、武英、文华和谨身四殿,以及文渊和东阁两阁)。征召耆儒鲍恂等四人至京,并欲任命他们为文华殿大学士,鲍恂等以年老多病力辞[3](pp.2359~2360)。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主要任务为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殿阁大学士负责修书、御前进讲及与君主论治国之道等。这时殿阁大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及翰林院学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重定官品,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学士均为正五品,但大学士排在了翰林院学士之后。洪武时期翰林诸学士的职掌是厘定礼乐、考核(古代)典制、讨论用人选将、参与选立太子,以及针对章奏探讨用贤等。后三项均是与皇帝当面讨论。显然,这一时期翰林诸学士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超过了殿阁大学士。
永乐时期,在洪武殿阁大学士和翰林学士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内阁[4]。明成祖继位后,命解缙等七人参与机务,“鲜离左右”。解缙、胡广等人长期担任翰林学士兼左、右春坊大学士,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胡广被正式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此时解缙早已获罪)[5](p.1920)。永乐十八年正月,成祖又命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可见,永乐前期从名称上并未恢复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只是以一部分翰林院官(翰林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专备近侍,参与机密。永乐后期,先后任命三人为文渊阁大学士。因为文渊阁等在皇城之内,所以文渊阁大学士称内阁大学士。仁宗继位初,以杨士奇为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武英殿大学士,杨荣兼谨身殿大学士,从名称上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不过,这时殿阁大学士之权远重于洪武时期。宣德时期,内阁之下设立了诰敕房和制敕房。两房负责官员诰敕和皇帝圣旨等机密文书的誊录和底稿保管[6](pp.22~24)。当时,尚书蹇义、夏原吉与三杨(杨士奇等)一同“参与机务”[7](p530),蹇、夏二人也取得了和内阁大学士相同的议行章奏等权力。正统以后,参与机务大臣一般为内阁大学士。
内阁的职掌主要是:1.票拟章奏。永乐间解缙、胡广等人主要在御前发表意见,帮助皇帝决策。到正统时期这一做法成为制度[8]。2.书写诏旨(至迟仁宗在位时期内阁已有此权力)。明朝关于用兵或命将的敕令,一般由兵部奏请,获准之后由内阁起草,再加盖皇帝御宝,由兵科传抄于兵部下发执行[9](pp.12,48,166)。3.奏议朝政。正统初英宗年幼,三杨辅政,大学士杨士奇多次领衔议政。天顺以后,尤其是嘉万年间,部权削弱,内阁更是会议中的当仁不让的主角。4.封驳帝命。皇帝命令内阁草诏,有时诏命不当,内阁便拒绝起草。如果皇帝决策不妥,内阁可以提出修正乃至反对意见。内阁封驳帝命的事例在正德后期至万历时期较多。5.保荐人才。天顺时期,内阁大学士李贤曾奏荐马昂为兵部尚书。此外,内阁大学士还受命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
明代内阁的地位须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与六部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与皇帝的关系。洪武时期,翰林学士和殿阁大学士均为正五品,地位远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永乐时期,解缙等七位学士曾获赐二品金织罗衣。在赏赐群臣时,永乐帝不止一次下令,对这些学士“赐同尚书”。所以,永乐时期参与机务学士等同尚书。仁宗继位后,命黄淮、杨士奇和金幼孜等分别任尚书职,同时兼殿阁大学士[10](p.199)。正统前期,集尚书、三孤和大学士于一身的三杨在朝中地位最高。正统后期,宦官王振专权,内阁学士的地位下降。景泰时期,内阁官在午朝及经筵日序于六部尚书之上。但同时六部会同内阁议事的建议,也为尚书所拒。天顺时期,李贤以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列于其他尚书之上。到嘉靖时期,常朝时内阁学士居六部尚书之上。内阁大学士地位虽然有超过六部尚书的趋势,但在嘉靖以前,内阁一般不能干预部务。至嘉靖时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六部唯内阁马首是瞻的局面。万历中期以后,内阁地位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六部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7-08-16
明代殿阁大学士是在明太祖废相之后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首次设置的。《明史·职官一》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明史·宰辅年表》对这一时期殿阁大学土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论:太祖“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土,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现。变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相,迥乎异矣”。赵翼亦云:“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章奏,兼司平驳。虽设有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
明代内阁始设于明成祖即位之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 《明史·职官二》载:“其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明史·成祖本纪》载:该年八月, “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关于明代内阁正式成立于成祖即位之后之说,学界无有疑议,故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与阁臣无关。明人陆容云:“内阁文臣之设,始于永乐年间。此予所旧闻,故弘治初,论事尝及之。近闻李子易内翰云:尝见《太祖实录》,洪武中黄子澄、齐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讲,同在内阁。意者其时备顾问而已,未必若后来诸公宠任之隆,得专政柄也。”王世贞也认为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刘仲质、邵质、余思诚、鲍恂、余铨、张长年、吴伯宗、朱善、宋讷、吴沈等“非内阁”,即非阁臣也。
虽然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之名,但首批阁臣都不是以殿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而在进入内阁之后,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阁臣升至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如金幼孜、杨荣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 “并进文渊阁大学士”。黄佐论道:成祖“寻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升至学士及詹事府诸职。洪熙元年以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使,仍兼学士、大学士。自后因之,或止以侍读等官人预阁事”。换言之,从明成祖设立内阁时起,并非所有的阁臣都能获得某殿或某阁大学士的头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成化末年,占明代内阁的三分之一时间。其间如解缙、胡俨、马愉、曹鼐、苗衷、尹直等阁臣终身没有得到殿阁大学士的头衔。
明代内阁始设于明成祖即位之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 《明史·职官二》载:“其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明史·成祖本纪》载:该年八月, “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关于明代内阁正式成立于成祖即位之后之说,学界无有疑议,故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与阁臣无关。明人陆容云:“内阁文臣之设,始于永乐年间。此予所旧闻,故弘治初,论事尝及之。近闻李子易内翰云:尝见《太祖实录》,洪武中黄子澄、齐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讲,同在内阁。意者其时备顾问而已,未必若后来诸公宠任之隆,得专政柄也。”王世贞也认为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刘仲质、邵质、余思诚、鲍恂、余铨、张长年、吴伯宗、朱善、宋讷、吴沈等“非内阁”,即非阁臣也。
虽然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之名,但首批阁臣都不是以殿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而在进入内阁之后,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阁臣升至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如金幼孜、杨荣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 “并进文渊阁大学士”。黄佐论道:成祖“寻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升至学士及詹事府诸职。洪熙元年以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使,仍兼学士、大学士。自后因之,或止以侍读等官人预阁事”。换言之,从明成祖设立内阁时起,并非所有的阁臣都能获得某殿或某阁大学士的头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成化末年,占明代内阁的三分之一时间。其间如解缙、胡俨、马愉、曹鼐、苗衷、尹直等阁臣终身没有得到殿阁大学士的头衔。
参考资料:
第2个回答 2007-08-03
内阁
官署名。明、清时的政务机构。明初,统治者为另强皇帝专制,废丞相,置华盖殿、谨身殿、以官名较氏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大学士为顾问。至成祖时,以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以后,内阁权位渐高,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且不限于入值文渊阁,凡为四殿(中级、建极、文华、武英)、二阁(文渊、东阁)之大学士,均为入阁,地位接近于宰相。清代相沿,内阁有三殿、三阁大学士,但因满族贵族握有实权,参预重要政务者又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的成员,故内阁职权乃趋低落。至军机处成立后,内阁成为传布谕旨、发布文告的机构。然名义上,仍为清代的最高官署。详《明史.职官志一》。参见“大学士”。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2年)废丞相及中书省,十五年仿宋制设大学士,以为皇帝顾问。成祖即位后,以侍讲、侍读学士等翰林官参预机务,入内阁,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替皇帝起草诏令,批条奏章,商承政务,其本身官阶在尚书、侍郎下,但实权甚重。稍后,以尚书、侍郎入阁办事,兼大学士,加官至于一品,位望益尊,乃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设立军机处,大学士职权为军机大臣所代替,其称仅作为荣衔,授予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资望特高者,为正一品。大学士皆以殿阁名入衔,明有中极、建极、文华、武英等殿和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并正五品,无定员;清隆十年(公元1745年)以后,大学士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入衔,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文臣最高官位,汉人一般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
《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似批答,以平允庶政......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其地]又名内阁。”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大学士]何人用何名,由皇帝个别临时指定。清代大学士与明代不同,官阶为正一品,在所有文职中居第一位,并享有最高的荣誉。一般以授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为拜相。在公私礼节上都以中堂为称呼。
官署名。明、清时的政务机构。明初,统治者为另强皇帝专制,废丞相,置华盖殿、谨身殿、以官名较氏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大学士为顾问。至成祖时,以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以后,内阁权位渐高,入阁者多为尚书、侍郎,且不限于入值文渊阁,凡为四殿(中级、建极、文华、武英)、二阁(文渊、东阁)之大学士,均为入阁,地位接近于宰相。清代相沿,内阁有三殿、三阁大学士,但因满族贵族握有实权,参预重要政务者又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的成员,故内阁职权乃趋低落。至军机处成立后,内阁成为传布谕旨、发布文告的机构。然名义上,仍为清代的最高官署。详《明史.职官志一》。参见“大学士”。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2年)废丞相及中书省,十五年仿宋制设大学士,以为皇帝顾问。成祖即位后,以侍讲、侍读学士等翰林官参预机务,入内阁,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替皇帝起草诏令,批条奏章,商承政务,其本身官阶在尚书、侍郎下,但实权甚重。稍后,以尚书、侍郎入阁办事,兼大学士,加官至于一品,位望益尊,乃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设立军机处,大学士职权为军机大臣所代替,其称仅作为荣衔,授予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资望特高者,为正一品。大学士皆以殿阁名入衔,明有中极、建极、文华、武英等殿和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并正五品,无定员;清隆十年(公元1745年)以后,大学士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入衔,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文臣最高官位,汉人一般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
《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似批答,以平允庶政......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其地]又名内阁。”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大学士]何人用何名,由皇帝个别临时指定。清代大学士与明代不同,官阶为正一品,在所有文职中居第一位,并享有最高的荣誉。一般以授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为拜相。在公私礼节上都以中堂为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