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祖训是什么？求大神帮助

祖训、祖制是历代统治者总结的国君治国驭臣之术、修身养性、培养君德的行为规范、准则，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祖训、祖制是约束皇帝言行的主导因素之一。明太祖制定的《皇明祖训》是他与开国文武功臣、学者们总结历代统治之精华，前后七易其稿才完成的心血之作。明代对“祖训”和帝王言论规范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前朝，不仅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编修先帝朝的实录，而且专门编订《宝训》，供后世君主参考学习。如在《太祖高皇帝御制祖训序》中，朱元璋指出他“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扬于西房，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联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联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 明太祖在《皇明祖训》和《明太祖宝训》中留下了大量为君之道的言论，内容包括“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德谦、经国、封建、兴学、尊儒术、圣学、袭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按、去贡献、勤民、理财、节俭、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饵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贩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训将士、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辩邪正、育人才、务实”:《明宣宗宝训》也有大量“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亲、仁民、经国、勤政、恭俭、做戒、用贤、知人、去疾、防微、求言、祭祀、重农、兴学、赏罚、黝徙、恤刑、文治、武备、驭夷、药饵”的言论。 宝训都是一个个记录皇帝言行的小故事，往往有感而发，在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的宝训中“敬”、“慎”、“畏”、“戒”、“惧”、“惕”等字使用频率很高，他们继位后在扮演皇帝角色的过程中心存敬畏、谦虚谨慎、克己复礼、心忧天下、虔诚敬业，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在履行皇帝职责与义务时应该具备或注意的事项:如何安民、养民，如何选拔人才，考核官员，使人尽其材，才尽其用，如何防止、避免奸按欺瞒危害国家等等。正因为他们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性，竭力按皇帝规范行事，所以他们才能比较成功地扮演这一角色，较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明中后期的皇帝，正如英宗以降的皇帝在宝训的厚薄所反映的那样，很少有对自己君主德行和才能的反思，很少有很强的自觉意识、自律性和主动性。明太祖苦心臆造的这一套祖宗家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他所尊崇的治国理念、为君之道也没有被后世君主继承，明代皇帝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明太祖千方百计想把子孙教化成为圣明的贤君，但事与愿违，其后世子孙治国的态度、能力、效果远远低于清朝，在中国诸多王朝中排名很后，出现大量不合格的君主。 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的祖训、祖制可以说是最细致，最精密的，而这些祖训、祖制从政治制度层面和精神教化层面对皇帝产生巨大影响。正是这些深层次的因素使得明代皇帝在扮演自身角色时，弹性特别大、叛逆性、个性化特征表现十分突出，从而导致大批“变态皇帝”出现。 第一、明代废除承相制，将相权收归皇权，空前强化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使得皇帝政务异常繁忙，负荷沉重，纷纷视朝政为畏途，走上荒政怠政之路。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明太祖废除压相制度，将相权收归皇权所有，实行三权分离与制衡原则，本意是加强皇权，巩固统治，但是皇帝本人的精力与时间有限，不可能凭一己之力统治整个帝国。在皇位继承不以选贤与能为标准的情况下，不少昏庸无道的皇子以嫡长子身份入继大统，唯有设立辅相，帮助统率百官、驾驭群臣，协调各部门的关系，督促各部门有效地运作，才能保证整个帝国的正常运转.但是太祖废除垂相制后，王朝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天子若不贤，又无匡济时弊的贤臣辅佐，昏君、暗君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消极面)特别明显，整个帝国缺乏挽救、维护机制，正如黄宗羲在《原君》中所言，明代缺乏善政从高皇帝罢垂相开始。 废除宰相制度不仅使皇帝缺乏纠正机制，而且造成一种权力的真空。相权收归皇权所有，皇帝即使不亲自处理各项事务，只宏观总揽全局，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明初贤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工作，尚且勉强能够及时处理国内外一些重要事情，至于中后期那些“变态皇帝”，自身精力、能力有限，又更偏向于享受，不愿吃苦受累，再加上帝国内部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因而他们往往将手中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内阁近臣或太监。内阁与宦官这两部分势力为进一步得到皇帝的宠信、争夺皇权展开激烈地竞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六部与内阁之间、内阁首辅与次辅之间，内阁与宦官之间、宦官内部之间)分分合合，明争暗斗，使明代政治异常诡秘复杂，呈现春秋战国时代“朝秦暮楚”、“合纵连横”的姿态，这种局面在世宗、穆宗、神宗之际最为显著，而内阁与宦官之争最惨烈的当属熹宗、思宗二朝，朝中正直人士几乎为之一空。 第二、明代空前强化“法祖”守成意识，不允许灵活变通，十分僵化，明初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机制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逐渐丧失活力和生命力，对皇帝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作为立国之本、治国之策的祖训祖制，只有随时随地根据形势的变迁进行调整与改善，方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但明太祖三令五申，反复强调“法祖”的重要性，告诫后世子孙，凡建议变改祖宗成法的臣子以奸臣论之，凡后世子孙不可轻易改立文字，必须谨遵祖宗成宪，否则就是不孝子，有亡国灭种之灾。因而明代祖训一经确立，就被人们引经据典，作为规范衡量皇帝行为好坏的标准，对后世皇帝产生深远影响。在明成祖、仁宗、宣宗的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祖训祖制在他们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他们自信地宣称“有一代之定法，必有一代之显王。有一代之盛臣，必有一代之经术。我祖宗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撰事，创制立度，阁有缺越”。但事实上，再完备的制度也有纸漏，无视时代变迁，严守祖训、不许丝毫变更的做法可能会对后代皇帝产生消极影响，武宗如此强烈的叛逆行为就是对祖宗陈法的一种反叛。 明代君臣们为祖制所羁绊，用人委以老成，因循旧章，逐渐养成保守、守成的心态，反对进行任何程度、任何形式的修改和调整，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因而它越来越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严重侄桔。有明一代几乎没有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仅有的嘉靖新政和万历新政，也是以革除前弊，恢复洪武祖制为前提和目的的改革，幅度并不大。 明代的祖训祖制特别繁琐细致慎密，皇帝所受的制度约束与规范也最为严密繁杂。明太祖在制定祖制时不厌其烦，连吃饭饮食、日常起居生活这样的细枝末节都考虑进去，后世君主有种处处受限制的感觉，必然产生排斥抗拒或者反叛心理。特别是事异时移，明中期的形势与国初有很大的差异，皇帝扮演者的认知也有很大的区别，许多规章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或者必要了，他们逐渐修改或者抛弃祖制中不合时宜者，由浅入深，慢慢由崇敬、敬畏祖制祖训变成小心翼翼突破一隅，到最终漠视祖训的法规，忽视祖制的权威，祖训祖制对皇帝的约束规范效能逐渐丧失。 明代虽然有发达完善的监察机制，御史台、都御史、十三道巡检司、锦衣卫等监察部门无孔不入，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官僚到平民百姓都属于他们监察的范围，但所有这些监察部门的职责主要是“专纠劫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他们只负责监督内外官员，却并不监督皇帝本人，完全为皇帝服务，因而皇帝缺乏外在的约束机制，只有依靠弹性的祖训祖制进行有限约束。一旦祖训祖制不再具有权威，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皇帝就很难遵循其角色规范。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明代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变态皇帝”就是因为明代的皇权最大，最集中，中后期的皇帝都在绝对的权力中沉沦。 第三、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在明代“变态皇帝”身上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约束皇帝行为、避免出轨、维护帝国统治秩序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为皇帝的叛逆和偷懒提供机会。 明代是典型的文官社会，文官制度更为成熟完善，文官集团更加发达。从六岁天子英宗开始，虽然皇帝完全不具备治理天下、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但是整个帝国在内阁、六部的监控下有条不紊地运行。宪宗、孝宗长年不上朝，武宗因巡游长年离宫，世宗、神宗经年累月不上朝，即使出现神宗那种连科举取士与朝中文武百官的升迁废黝都不理会的情况，阁臣们仍能够按惯例和潜规则处理事务，国家日常行政事务一般在内阁的领导下都能够解决，整个帝国政府部门、行政机构正常运行，不因皇帝一人之缺席而停止运作。明王朝在“变态皇帝”接二连三出现的情况下能够持续一个多世纪而不迅速灭亡，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文官制度维系。 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文官集团希望能够将皇帝约束在祖制与传统儒家礼仪规范许可的范围内，他们成功地制止了皇帝更立太子的企图，但在君德方面、皇帝执政与生活方面的影响就非常小。在文官眼中，帝王不属于他自己，宗庙社稠至高无上，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得遵循规范，因而皇帝任何试图抛弃该角色，做与该角色规范相违逆的事，任何个性的表露，本我的追求，都被视为逾越了道德的规范，应予以规劝与谴责。他们认为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外。即使皇帝有任何创造能力，也因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作为君主的代价就是清心寡欲、动心忍性、安居垂裳，无论是练兵还是外出旅行都在限制之列，但武宗、熹宗等充耳不闻。官员对于皇帝的苛求使之产生逆反心理，或疏离、疑忌文官，或宠幸、重用宦官，借宦官之手满足私欲、达成己愿，反而酿成更大灾祸。 此外，明代这种成熟的官僚制度还为明代“变态皇帝”提供荒政怠政的机会和可能。当一个得到皇帝首肯并委以重任、十分能干的内阁首辅大臣出现后(如神宗时期的张居正)，皇帝有如此强而有力的心腹大臣可以依赖时，作为主子的他自然不需要日夜为国事操劳，过轻松悠哉生活的几率越大。神宗在亲政之前的十余年都是每月逢三六九日方上朝听政，已经养成依赖内阁处理政务、自己不必躬亲的心理。亲政后仍然选择隐居深宫过锦衣玉食、高枕无忧的生活，将诸多令人头疼的国事、枯燥乏味的行政日常事务全部丢给文官处理。即使没有亲信的权臣出现，皇帝仍然可以信任、依赖内阁与六部，文官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君主委以的重任，例如明宪宗、明穆宗自己并没有多少才能，军国大事悉听于阁臣，他们本人则退居二线，无需劳心费神。一般而言，治理天下是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文官在皇帝领导下精诚合作，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文官集团发挥的作用越大，为皇帝分担的重荷就越多，皇帝自己承受的压力越小，花在自己身上的心思越多。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等在统治期间对身边的文官集团或者宦官集团的依赖程度很高，他们自己在政务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明显下降，退到深宫内苑，或经营私人事务，或追求个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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