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公元1279年，蒙古军兵临城下，南宋军队已经无路可退。即便南宋不想落败，但是南宋无论是步兵还是海上军队，皆没有与驰骋欧亚大陆的蒙古军决一死战的希望。蒙古军步步相逼，将领陆秀夫携幼帝突围，奈何前方是虎视眈眈的蒙古，后方是万丈悬崖，乃是四面楚歌的局势。
南宋末日已经来到，突围无望，陆秀夫不忍幼帝再次面临徽钦二帝的局面，跳海自尽，保全了王朝的最后一次颜面。
幼帝跳海，宣告南宋王朝正式破灭。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若是身怀宝藏之人，必定被下一任王朝委以重任，但出乎人意料的是，十万大臣和百姓为国殉葬，以死明志，其中最为典型代表便是文天祥。
文天祥之气节，乃是历代志楷模。忽必烈虽是游牧民族出身，但对中原的政治也是颇为了解，民心所向方是王朝稳定之根基。而文天祥在中原具有极高的名声，收服文天祥对日后收服中原百姓百利无一害。
可文天祥被俘虏之后，四年大牢也无法撼动拳拳爱国之心，甚至在狱中大肆抒发爱国之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同样是亡国，在叛军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崇祯皇帝敲响景阳殿大钟，颇有点燃烽火的局势，但是周幽王昏庸，却仍有诸侯前来搭救，而崇祯帝孤苦一人，只能带着自己的心腹太监煤山上吊自杀。
若说当时明朝文臣的内心活动如何，恐怕只能用波澜不惊四字形容，可能某些臣子心中还有少许雀跃。崇祯皇帝去世之后，明朝的文臣没有骨气，倒戈敌军的不少。当时的局面，便是哪一个势力强大投降哪一方，像是李自成、多尔衮乃至后来的尚可喜，这些人纷纷是明朝选择的对象。
经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来的王朝自然是明白兵权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宋朝还是明朝，对于兵权皆是进行了大清洗，将其收归中央，由帝王掌握。如此一来，武将备受冷落，文官自然是得到优待，但是为何两者之间相差如此之大？
赵匡胤收归兵权之后，曾留下祖训“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世者无罪”，这对于文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恩惠。宋朝对文人民风的开放，与唐朝无异。唐朝之时虽然重视武将，但是期间也是涌现出不少的文人，李白、杜甫这些人的诗歌可是辉煌了整个唐朝。
唐朝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一来是科举，二来便是帝王在治理天下之时对文人的尊重。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宋朝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且日后君主皆是遵循祖训，文人地位之高难以想象。这般说来，宋仁宗之时将中国的文学又一次推向顶峰，便可知其中原因。
但明朝，显然与朱元璋之初的想法背道而驰。明朝对于文人的不尊重，从朱元璋之时便表现得淋漓尽致。朱元璋乃是地痞流氓出身，虽后来穿上黄袍，有了运筹帷幄的气质，但是在处理政事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小家子气。
在明朝，就算是位居高位也是帝王身边的一个奴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朱元璋打心里看不起文人，廷杖也是由朱元璋开始，只不过朱元璋的手段还是给文人留了面子，受罚之人会裹上一层毡子，不至于皮开肉绽。
朱棣之时，虽说是打着“文死谏、武死战”的口号，但是真正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记得自己的旗号，仅仅是一个文人方孝孺，便得了灭十族的惩罚！
所谓是士可杀不可辱，文人对于自己名声的看重简直要大过性命。但是明武宗时期，廷杖已经不是朱元璋之时的“小打小闹”，而是脱掉裤子且是大庭广众之下的皮开肉绽。
这对于文人来说，与当日韩信的“胯下之辱”没有区别，普通人都引以为耻，何况是自视清高的文人，这相当于直接要了他们的性命。明朝廷杖最高一次惩罚168人，其中15人当场去世。对于明朝文人来说，满腹经纶也罢，为国立功也罢，只要是触犯了天威，皆是一样的下场！
虽说古代阶级制度鲜明，君是君、臣是臣。但纵观政治清明之时，皆是帝王给予了臣子一定的尊重，而政治黑暗时期，其实帝王皆是昏庸，臣子无法为天下伸张正义。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食君禄、担君忧，但帝王若是不把臣子当回事，也无法埋怨臣子在国破山河之前已经为臣子找好了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