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一， 孔子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三个最精炼的词语来概括：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内圣外王，还有一个是儒道互补。这三个词语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
中国哲学具有十大特点。 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正是中国文化中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一种周延的哲学形态，即儒家以道家为因，道家以儒家为果，而儒道之间又分享着共同的一元、自因和时间性哲学特征。 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后来都衰落和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 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从古至今，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而士人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在乱世或每一次社会变革与文化整合当中，士人阶层往往成为时代的先锋，社会与文化前进的推动者，亦或某种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倡导者。然而在“道不行”、“邦无道”的国家动荡衰亡的乱世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们却往往成为政治集团间权力倾轧的牺牲品。于是，在仕途名利与个体自由之间，在“出”与“入”之间，使得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出现激烈的矛盾，造成人格冲突，使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说起儒道，我想，儒家是更多的倡导向上的一面的，譬如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大事”、“仕进”。儒家或许都是在不断的追寻一个目标的，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观点（道德纲要）都是建立在“处世”的基础上，或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完善的。在这种不断向前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是这些士人精神里绚烂的一面。 而道家强调“大道”“天道”。相比之下，道家就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发展，而是上升到自然与人的层次，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而且，道家似乎更显平和、灵活一些。 儒道双修就好比是裂空的一颗流星，灿烂之极又归于平淡，可决不会因平淡而消极，而是在平淡中追寻永恒，追寻一种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这种境界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遗世独立，而是二者恰到好处的交融并且相辅相成。 不禁想到了儒家的“中庸”。在英文中，中庸的解释中有一条“golden mean”直译过来就是“金的意思”。显然这是一种高贵而备受西方推崇的意思。词典中对中庸的解释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我想上面的“儒道互补”正是这样一种人和自然的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 那么，古代士人形成“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行，从而形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也可以说，这些士人既追求个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礼教，并力求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统一。 譬如说柳宗元.他被贬永州后,在《愚溪诗序》中写到:"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显然,柳宗元在嘲讽自己的同时说明了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体现出他对礼教的恪守；但在同时，他也引用了《庄子-在宥》中的话,"莫我知"强调了"溪"与"我"的统一,即道家思想中的"万物齐一","形神具忘".这虽是借物以抒怀,但文字后面可见这种寻求平衡的思想对当时士人影响之深. 一代文豪苏东坡亦如此。眉山的奇山异水钟灵毓秀，养育了一代文豪苏轼。苏轼早年的仕途顺利，和弟弟青云直上，并且壮志凌云，豪情万丈，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后来的“乌台诗案”和变法风波却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劫后余生不久，他又屡遭贬谪，几起几落之后，苏轼终于豁然开朗，先后在密州写下《超然台记》、并在荒芜的海南怡然自乐。 在密州，他移守胶西，生活初安，修超然台游乐，并做记叙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苏轼既向往超然于物外的隐君子，又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还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表现了他想超然于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是特殊时代形成的一种人格范型。它既是承前，更是启后：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 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可能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蓬勃;在迷途不济,无能为力之时,他们也许就会更多的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飘逸.总之,历代士人在以儒家思想拚搏立业的背后,深刻蕴含着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平衡,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这种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儒道互补思想对士人自我超脱,自我解放的激发.一言以蔽之,这种思想不仅让无数士人"放浪于形骸之外",更在历史长河澎湃的波涛中留下了壮美而完美的大浪相击,留下了铿锵而深远的永恒印象。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三个最精炼的词语来概括：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内圣外王，还有一个是儒道互补。这三个词语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
中国哲学具有十大特点。 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正是中国文化中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一种周延的哲学形态，即儒家以道家为因，道家以儒家为果，而儒道之间又分享着共同的一元、自因和时间性哲学特征。 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后来都衰落和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 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从古至今，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而士人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在乱世或每一次社会变革与文化整合当中，士人阶层往往成为时代的先锋，社会与文化前进的推动者，亦或某种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倡导者。然而在“道不行”、“邦无道”的国家动荡衰亡的乱世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们却往往成为政治集团间权力倾轧的牺牲品。于是，在仕途名利与个体自由之间，在“出”与“入”之间，使得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出现激烈的矛盾，造成人格冲突，使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说起儒道，我想，儒家是更多的倡导向上的一面的，譬如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大事”、“仕进”。儒家或许都是在不断的追寻一个目标的，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观点（道德纲要）都是建立在“处世”的基础上，或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完善的。在这种不断向前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是这些士人精神里绚烂的一面。 而道家强调“大道”“天道”。相比之下，道家就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发展，而是上升到自然与人的层次，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而且，道家似乎更显平和、灵活一些。 儒道双修就好比是裂空的一颗流星，灿烂之极又归于平淡，可决不会因平淡而消极，而是在平淡中追寻永恒，追寻一种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这种境界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遗世独立，而是二者恰到好处的交融并且相辅相成。 不禁想到了儒家的“中庸”。在英文中，中庸的解释中有一条“golden mean”直译过来就是“金的意思”。显然这是一种高贵而备受西方推崇的意思。词典中对中庸的解释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我想上面的“儒道互补”正是这样一种人和自然的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 那么，古代士人形成“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行，从而形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也可以说，这些士人既追求个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礼教，并力求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统一。 譬如说柳宗元.他被贬永州后,在《愚溪诗序》中写到:"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显然,柳宗元在嘲讽自己的同时说明了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体现出他对礼教的恪守；但在同时，他也引用了《庄子-在宥》中的话,"莫我知"强调了"溪"与"我"的统一,即道家思想中的"万物齐一","形神具忘".这虽是借物以抒怀,但文字后面可见这种寻求平衡的思想对当时士人影响之深. 一代文豪苏东坡亦如此。眉山的奇山异水钟灵毓秀，养育了一代文豪苏轼。苏轼早年的仕途顺利，和弟弟青云直上，并且壮志凌云，豪情万丈，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后来的“乌台诗案”和变法风波却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劫后余生不久，他又屡遭贬谪，几起几落之后，苏轼终于豁然开朗，先后在密州写下《超然台记》、并在荒芜的海南怡然自乐。 在密州，他移守胶西，生活初安，修超然台游乐，并做记叙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苏轼既向往超然于物外的隐君子，又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还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表现了他想超然于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是特殊时代形成的一种人格范型。它既是承前，更是启后：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 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可能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蓬勃;在迷途不济,无能为力之时,他们也许就会更多的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飘逸.总之,历代士人在以儒家思想拚搏立业的背后,深刻蕴含着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平衡,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这种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儒道互补思想对士人自我超脱,自我解放的激发.一言以蔽之,这种思想不仅让无数士人"放浪于形骸之外",更在历史长河澎湃的波涛中留下了壮美而完美的大浪相击,留下了铿锵而深远的永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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