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国古典诗词作品中确实在三国人物中对周瑜的关注和提及较多。而且从黄梁的答案中,相信诸位也能看出,周瑜被普遍提及,尤以宋为多。故讨论周瑜形象问题,除黄梁答主提到的五点外,也不能忽视在《三国演义》成书前,周瑜形象逐步变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尤其是为什么宋人爱提及周瑜。试释如下:平虏伯之封号。周瑜从唐德宗之后,是配享武庙的。武庙主祭吕尚,配享七十二位历朝名臣名将。其中有周瑜。后宋太祖建隆四年有过相关修改,但未改动周瑜之位。宣和五年,封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吴将军周瑜平虏伯。平虏伯之封号,在其他朝代倒不算什么。但宋代这个内外交困,辽金夏元轮番交争却少胜多败的时代,“平虏”一语可是有着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的。尤其是南宋时“豪放词”或“爱国词”中特别喜欢用东吴君主将领典故,以类别当时南宋所面临的北伐问题,故在此语境下,周瑜提及次数较多当属正常。
正统论宋代是一个喜谈正统、道统的时代。欧阳修《正统论》中即已开始讨论三国孰为正统的问题。“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以曹魏年号纪年,后朱熹《通鉴纲目》改蜀汉为正统。期间无论主曹魏还是主蜀汉,身为孙吴一方的周瑜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尴尬的。故此时的诗词,既有正面肯定周瑜谋略和贡献的,亦有认为周瑜对蜀汉不利,危害正统,早逝是咎由自取的。因此周瑜形象从宋之后,变的复杂多样起来。许多周瑜的功勋开始被剥离,加在诸葛亮身上。
周瑜在诗词中出现,本质是诗词的用典。某个典故用得多,一般来说,是这个典故成了某种感情/看法/形像的代名词。并不一定是因为怀念喜欢等缘故。贾生”“贾谊”“贾长沙”等加起来在诗词中出现的频率不比“周郎”低。贾谊,他在诗词中是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
并不是因为他多么高光伟正,人们多喜欢他。“刘郎”在诗词中出现得也不少。“刘郎”有时是指刘禹锡,也有可能是指刘晨。刘禹锡还好,有一定知名度,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刘晨呢,一点都不高光伟正,既不帅,也不有为,就是个普通农民,还不一定真的存在,他的知名度,至少在当代人的心中知名度非常低,他出现在诗词中大多都因为天台山的传说,那些诗词要用天台山的典故。即使是在天台山那个传说里,也是有两个男主角的,除了刘晨,还有阮肇,刘晨也没长得比阮肇帅,但是阮肇在诗词中出现的次数比刘晨就少了很多很多,估计是刘晨沾了“刘”字是个平声字的光。
周瑜在诗词中的屡次提及,也与宋代文人的主观选择有关。宋代文人在诗词中,刻画周瑜时,总是更注重周瑜羽扇纶巾的儒将一面,以及周瑜和小乔郎情妾意的一面。这与宋代武将地位下降,宋词中的恋情描写都有一定关系。
这时,周瑜变成了宋代文人笔下理想化的英雄:既是“谈笑间灰飞烟灭”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战场英雄,又是“闻道小乔乘凤玉,仙裳飘雾縠。来嫁吾门公瑾叔,天上人间愿足。”郎才女貌,琴瑟和鸣的人生得意者,还是得明主信任的贤臣。故周瑜成为文人某种人生理想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