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国古典诗词作品中确实在三国人物中对周瑜的关注和提及较多。而且从黄梁的答案中，相信诸位也能看出，周瑜被普遍提及，尤以宋为多。故讨论周瑜形象问题，除黄梁答主提到的五点外，也不能忽视在《三国演义》成书前，周瑜形象逐步变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尤其是为什么宋人爱提及周瑜。试释如下：平虏伯之封号。周瑜从唐德宗之后，是配享武庙的。武庙主祭吕尚，配享七十二位历朝名臣名将。其中有周瑜。后宋太祖建隆四年有过相关修改，但未改动周瑜之位。宣和五年，封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吴将军周瑜平虏伯。平虏伯之封号，在其他朝代倒不算什么。但宋代这个内外交困，辽金夏元轮番交争却少胜多败的时代，“平虏”一语可是有着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的。尤其是南宋时“豪放词”或“爱国词”中特别喜欢用东吴君主将领典故，以类别当时南宋所面临的北伐问题，故在此语境下，周瑜提及次数较多当属正常。
正统论宋代是一个喜谈正统、道统的时代。欧阳修《正统论》中即已开始讨论三国孰为正统的问题。“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以曹魏年号纪年，后朱熹《通鉴纲目》改蜀汉为正统。期间无论主曹魏还是主蜀汉，身为孙吴一方的周瑜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尴尬的。故此时的诗词，既有正面肯定周瑜谋略和贡献的，亦有认为周瑜对蜀汉不利，危害正统，早逝是咎由自取的。因此周瑜形象从宋之后，变的复杂多样起来。许多周瑜的功勋开始被剥离，加在诸葛亮身上。
周瑜在诗词中出现，本质是诗词的用典。某个典故用得多，一般来说，是这个典故成了某种感情／看法／形像的代名词。并不一定是因为怀念喜欢等缘故。贾生”“贾谊”“贾长沙”等加起来在诗词中出现的频率不比“周郎”低。贾谊，他在诗词中是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
并不是因为他多么高光伟正，人们多喜欢他。“刘郎”在诗词中出现得也不少。“刘郎”有时是指刘禹锡，也有可能是指刘晨。刘禹锡还好，有一定知名度，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刘晨呢，一点都不高光伟正，既不帅，也不有为，就是个普通农民，还不一定真的存在，他的知名度，至少在当代人的心中知名度非常低，他出现在诗词中大多都因为天台山的传说，那些诗词要用天台山的典故。即使是在天台山那个传说里，也是有两个男主角的，除了刘晨，还有阮肇，刘晨也没长得比阮肇帅，但是阮肇在诗词中出现的次数比刘晨就少了很多很多，估计是刘晨沾了“刘”字是个平声字的光。
周瑜在诗词中的屡次提及，也与宋代文人的主观选择有关。宋代文人在诗词中，刻画周瑜时，总是更注重周瑜羽扇纶巾的儒将一面，以及周瑜和小乔郎情妾意的一面。这与宋代武将地位下降，宋词中的恋情描写都有一定关系。
这时，周瑜变成了宋代文人笔下理想化的英雄：既是“谈笑间灰飞烟灭”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战场英雄，又是“闻道小乔乘凤玉，仙裳飘雾縠。来嫁吾门公瑾叔，天上人间愿足。”郎才女貌，琴瑟和鸣的人生得意者，还是得明主信任的贤臣。故周瑜成为文人某种人生理想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