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吗？

　　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
　　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是佛教最初传入并逐渐开始流行的时期。佛教的传入和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
　　1。东汉末年佛教流行的社会条件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高度的发展。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方的交通，密切了西域及至更远地区之间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西域文化向东土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以西域为桥梁的印度佛教。因此，张骞通西域客观上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条件。
　　汉末是社会危机大爆发的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和农民起义进入高潮的时期。靠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和对农民起义成果的篡夺而当上皇帝的刘秀所建立的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发展采取了放任态度。
　　东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或沦为流民。自汉和帝（公元69- 105年）以后，宦官、外戚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对土地财富的疯狂掠夺更加肆无忌惮。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使广大人民纷纷破产，处境悲惨，生活极为贫困。与此同时，水旱虫蝗风雹等灾荒相继不断，日趋腐朽的东汉王朝也进一步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与掠夺。广大农民陷于死亡境地。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一带， 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因此，从和帝以来，农民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规模越来越大。黄巾起义爆发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东汉政权更是名存实亡，军阀混战，战火连绵，社会一片混乱。正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动荡时代，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经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烦琐粗俗。东汉时期，谶纬流行，今文经学与谶纬合流，经学的谶纬迷信化，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降低了束缚人民的力量。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是对儒术丧失信心的体现，农民也唾弃官颁的《五经》不用，如黄巾起义是以《太平经》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是用《老子五千文》作经典。经学已完全失去了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先秦诸子学说再次兴起，玄学也处于胎动之中。由于儒术统治地位的动摇所带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气氛，十分有利于佛教的流行。
　　此外，两汉对社会上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思想的泛滥，以及东汉末年道教的创立，为佛教的流传开辟了道路。佛教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两汉之际传入到东汉末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2。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概况及其特点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年的近200年时间内，其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是被当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上层社会中扩散，广大平民百姓极少接触。屈指可数的佛寺，也主要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的。从现存的有关资料来看，在东汉末年以前，除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楚王英奉佛、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外，没有其他的佛教活动了。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从上层走向下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东汉末年，中国的佛事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当时的洛阳是翻译中心，译者大都为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学者。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最早到洛阳提供汉译佛经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此外还有安玄、竺佛朔等人。在汉灵帝、献帝之间又有支曜、康巨、康孟洋等到洛阳从事佛经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基本上是传来什么就译什么。合译也好，单译也好，都是以外来僧为主，汉地僧人或居士只是做些辅助工作。在众多的译师中，最有影响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世高主要翻译小乘上座部一系的经典，重点放在 禅数 （禅定理论），支娄迦谶主要翻译大乘中观学派的理论，重点放在 般若.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得到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支持。
　　东汉末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大量佛教典籍的译出，如果没有民间地主阶级和文人学士的资助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洛阳孟福（字元士）、南阳张莲（字少安）等人就直接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而孙和、周提立等人则是译经的资助者。出家为僧的汉地僧人严佛调更是与安玄一起合译佛经了。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汉末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了。
　　汉末的译经事业几乎都是在洛阳进行，洛阳最先成了佛教中心。后传到丹阳、彭城、广陵等地，即江淮流域。楚王英的领地是以彭城为中心。丹阳人笮融督管广陵、彭城、下邳运漕，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建造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教，足见江南佛教已经流行。汉灵帝末年，洛阳，关中一带百姓，由于受董卓等军阀集团的掠夺和屠杀，许多人逃难到江南，佛教也跟着传到淮河和长江流域。之后，又传到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桓帝祀佛时是把黄老浮屠并祠的，而笮融奉佛突出的是 课读佛经 和 浴佛 等佛教仪式，汉末还出现了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僧人——严佛调，从交州来的牟子写出了《理惑论》一书。可见，在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佛教已经有了广泛的传播，人们对佛教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东汉末年在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汳水》说： 汳水又东径梁国睢阳县（今河南睢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径其南。汉熹平（公元172- 178年）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道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雕落略尽矣。 史载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祠，但没有说有佛像。汉桓帝在宫中祠黄老、浮屠时有没有祭佛像不得而知。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 ，这是史籍中关于建寺祠佛像的最早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在东汉的墓室石刻里也有佛像。
　　东汉末年是佛教刚刚开始流行的时期，但人们仍然还没有把佛教与黄老方术完全区别开来，而外来僧侣在翻译佛典时也往往借助某些方术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佛教就是这样逐渐在中国土地扎根、发展的。
　　3。桓帝祠佛从历史文献上来看，桓帝（公元147年- 167年在位）是后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
　　汉桓帝名刘志，是蠡吾侯刘翼的儿子。外戚梁冀毒杀年仅9岁的小儿皇帝汉质帝（刘赞）后，立年仅15岁的刘志入继帝位，由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皇帝不过是个傀儡。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去，汉桓帝在宦官单超、徐璜等人的合谋下诛杀了梁冀，朝政又转到宦官手里。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世家豪族与太学生联合反对宦官专政，桓帝命令逮捕李膺等200余人，后称 党锢之祸.这个昏庸、凶残的桓帝为了延年祈福，十分迷信宗教。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春，桓帝派中常侍左睢到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祭祀老子。同年冬天，又派中常寺管霸到苦县祀老子。《后汉书集解》引《孔氏谱》说： 桓帝位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 此外，桓帝还在宫中祭祠黄老。《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七月，桓帝 祠黄老于濯龙宫 ，《后汉书？祭祠志》也说桓帝 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浮金银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即是说，桓帝祭祠黄老用的是祭天的仪式，其隆重可见一斑。
　　桓帝受炽烈的成仙欲望所驱使，在祭祠黄老的同时而祭祀浮屠。《后汉书？桓帝纪》： 前史（指《东观汉纪》）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 《后汉书？西域传》也说： 汉自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 《后汉书？襄楷传》也说到大臣襄楷于延熹九年到洛阳上疏桓帝，说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者并祠，表明在桓帝之时，佛教仍被看作是黄老道术一种，佛陀是被当作有攘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祇来信仰。襄楷在奏议里说：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① 此道清虚，贵尚无为 ，表明当时，尽管佛教已传入很久，但在人们心目中，佛、道是一样的。桓帝佛、老并祠，无非是要 听于神 而求得神佛的福祥。
　　4。笮融事佛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以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统治集团内部开始了封建割据势力的混战。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分散在青州、兖州、冀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在地方军阀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徐州刺史陶谦在镇压境内的黄巾军后，任徐州牧，据有今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
　　笮融（？- 公元195年），丹阳（治所在今安徽宣城）人，与陶谦是同乡，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受任督管广陵（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三郡粮运，并任下邳相。
　　笮融本人崇信佛教，他擅断三郡钱粮，大造佛寺。《后汉书？陶谦传》说：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笮融 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重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悉课读佛经.并且告示天下，举凡愿意信仰佛教的，一律免去其徭役。当时，由于北方的洛阳、关中一带连年军阀混战，战乱连年，人民纷纷逃亡来到这里，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前后招来远近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会， 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率兵攻打陶谦至彭城，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复攻陶谦，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灭。不久，陶谦病死于丹阳。这时，笮融 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笮融却见利忘义，恩将仇报，将太守赵昱杀死，放兵掠抢。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又南逃长江，杀死豫章太守朱皓。笮融终因作恶多端，最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打败，笮融 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①。
　　①　　 《后汉书？襄楷列传》。
　　在中国历史上，笮融可以说是早期信奉佛教的官僚 居士.在笮融的信佛事业中，与楚王英、桓帝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那就是出现了诵读佛经、铸造佛像、建立寺院、举行浴佛会和实行施食等。特别是笮融所建造的佛寺，规模宏大，能容纳三千人，佛像涂上黄金，极为辉煌，信佛诵经还可免除徭役，实已开启了以后为了逃避徭役而入寺为僧尼的风气之先。
　　每浴佛，多设酒饭 说明当时已有纪念 佛诞 之类的佛教节日的风气。
　　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 的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流传着汉译佛教经典，佛教在当时已相当流传并普及到民间了。
　　5。严佛调出家为僧严佛调，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人，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汉人出家僧侣。
　　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所附载： 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 梁慧皎《高僧传？支楼迦谶传》也附载有严佛调出家为僧的事情。汉灵帝末年，安息商人安玄来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因为有功被封为 骑都尉 ，世称 都尉玄.安玄与严佛调是好朋友，他俩共同合作，共同翻译过不少佛经。翻译时，由安玄口译，严佛调记述，有名的《法镜经》就是他们共同翻译的， 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义，见述后代 ①。《法镜经》是一部大乘佛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其主要内容是劝告人们信仰大乘佛教，其中还谈到大乘出家，即戒律的问题。
　　严佛调除与安玄共同翻译佛教经典外，自己还撰写有《沙弥十慧章句》（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僧佛教名著。这是一部宣传小乘佛教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的 禅数 著作。其序说： 昔在佛也，经法未记，言出尊口，弟子诵习。辞约而义博，记鲜而妙深。……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摩经不综，愍俗意朦，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夫' 十' 者数之终，' 慧' 者道之本也。物非数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亹亹，广弘三界，近观诸身。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罗■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究自潜天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专，事喻众经，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 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严佛调不仅是一个佛经译师，而且是一位兼通梵、汉语文的汉僧学者。
　　据《晋书？佛图澄传》载 著作郎王度 上石虎奏章中称， 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前轨.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也有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出，汉时似乎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是从严佛调开始的。但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梁慧皎《高僧传》虽然记有严佛调出家修道，但严佛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跟从什么人出家都没有记载。可能严佛调没有 具足戒 ——比丘戒，只是剃除须发，披著袈裟而已，即《牟子理惑论》所说的 今沙门披赤布，日一食 的 僧相.再从他的姓来说，还是一个在俗之姓。所以，严佛调充其量只算是一位具 僧相 的僧人。
　　①　　 《后汉书？陶谦传》。
　　①　　 《出三藏记集？安玄传》。
　　②　　 《出三藏记集？沙弥十慧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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