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640---1840年中国与西方政体比较（相同于不同带来的影响）’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西方更换政体，每次更名之前都有政治思想家从当时的现实出发启蒙革命者现实是如何的，革命如何进行，最重要的是为成功后如何保住革命成果提供了一套方案。他们改变的是政体，即对权力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甚至更新。而中国则是为了反对那个暴君昏君，那个违反了政治道德伦理的人，他们需要更换的是另一个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君主掌握的政权，有时候仅仅换一个君主就可以了。 西方革命追求的是权力的分配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变革，就像在甲乙丙丁之间如何安排权力一样，而中国追求的是谁来掌握这个权力的问题，就像由乙来替代甲掌握权力一样。西方改变的是掌握权力的角色、阶层、机构、程序和机理，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变，它解决的是有谁来充当原来角色的问题。 比如英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美国的革命都是政体的变革，中国历朝历代的革命都是政权的轮流坐庄。比如英国革命前后对比，在掌握权力的角色上由君主变为议会、内阁，阶层上由君主、贵族转变为虚君、贵族和资产阶级，机构上议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内阁代替君主行使行政权，程序上则是由君主的绝对命令、君主和议会的博弈，转变为议会、内阁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国也是如此，角色上由绝对权威的君主变为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各层代表，阶层上由君主、僧侣、贵族转为资产阶级等阶层，机构则由君主专制机构转变为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内阁，程序由君主绝对命令转变为法律程序，法国大革命后在帝制和共和交替中，每次革命都表现了这一点。美国的革命则更是创制了政体。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革命无非是一个君主替换另一个君主，一个封建贵族群体替代另一拨封建贵族群体，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上台的比下台的更能满足人们的政治道德伦理的要求，比如君主更加开明，比如大臣更加忠心简朴等等，而后来随着这一拨群体的政治道德沦丧，昏君暴君出现，谗臣恶臣出现，人们盼望有另一拨群体代之。虽然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力量的对比，但是力量的来源主要是人们对革命者政治道德跟随的结果，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即使他们仅仅是以权术和力量对比上台的，成功后要确立的也是自己更加完美的政治道德，召告天下。 西方要更换得不仅仅是政权，而且最体现革命性的是政体的安排，即新的政权如何组织管理政权，不论是议会制、内阁制、总统制，无论是民主制、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等等都是对革命对象质的飞跃，因为政体决定政权的性质。中国更换的是政权，就是由杨姓政权还是李姓政权的问题，他们在政权如何组织和管理上并没有多少革命性变革。虽然中国也有过科举制、三省六部制之类的变革，但是这些都属于政权的管理范畴，没有组织上的变革，因为他们只是为君主掌握政权服务的。虽然三省六部具有一定的权限，但是并没有参与政权的分享，他们只是君主的执行手段，是一个附属机构，政体上仍然是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并决定权力的如何运行。 总之，西方通过政体变革和政体设计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中国通过选择更合乎政治道德的政权实现其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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