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一个出场理所当然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对「命」有深切的感受。他的弟子德行的代表人物冉伯牛身染重症，孔子前去慰问，就站在窗外，伸手拉住伯牛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心痛像伯牛这样的好人，竟也罹患这样的重症，这是不合理，也不该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他的大弟子颜回，不幸短命死矣，「夫子哭之恸」，伤痛之极连说两句「天丧予，天丧予」，说老天要毁了有待传承下去的「道」。
所以他会说出近乎绝望的一句话：「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大道能否行之于世，此中自有时代气运的限制。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人文教养就能扭转。我们看孔子一生，虽「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直道而行的子路，在追随老师的路上，仍不免要对着隐者人物说出了一段很悲壮的话，说我们师徒行道人间，讲学不辍，「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虽时势不可为，我们还是要坚持理想，做身为儒者所应该承担的事。
总说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子夏引述孔子的一句话，人的死生，跟家族血统的遗传基因直接关连，像心血管、血糖，甚至癌症，医师诊治时都会问家族病史，像我们家就有地中海型贫血的遗传，从父系这边有血糖的问题，母系那边有心血管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天生而有的气命。而人间行走的福报问题，这里所说的「富贵」，跟人与人之间的缘会遇合，大有关连，这就有幸有不幸的分别了，缘会遇合涉及人间发生的偶然，不是我们自身所能主导与决定的，也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所以人才会去求神问卜，而归之于不可知的天意了。
面对人物死生之天生有命的限制，与人间穷达之缘会遇合的限制，孔子教导我们，「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物活在人间，要真切体认到人物有命的有限性，与人间有缘的复杂性，前者天生命定，后者缘会不定，果真是不想定的已定，想定的却偏偏不定的无奈，人所能做的就在修养自己，去做一个成德的君子，以人格的高度，来取代人物死生与人间穷达的缺憾，倘若不知人物天生命定与人间缘起不定的限制，就会在追求权势名利的路上，既怨叹老天，又责怪别人，且不择手段，也不在乎社会的观感，那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格与荣耀了。
墨子主「非命」
第二个要出场的是战国时代的墨子，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以反儒的姿态出现，因为儒家的士为贵族做事，仁者爱人有亲疏远近，那是有差等的爱；墨家讲的是兼爱，那是一视同仁，没有差等的爱；这样的爱，天下平民才有机会，才会被在位者看到。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理序，墨家要打破，因为亲亲无异是贵族爱贵族，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公平的对待天下人民！
再进一步说，光讲爱太抽象了，兼相爱要在交相利表现，爱要落实，才会有实质的感受。所以墨家以「利」来界定「义」，不再是儒者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分，而是打破君子与小人二分的价值分判。所谓的公平正义，一定要落在利上，这样的思考是很庶民的，站在为天下平民争平等的基本立场，所以墨子高喊「非命」的口号，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孔子「知命」的观点之后，墨家积极的号召天下平民，要挺身出来反抗命定的论调。就因为跟天下平民站在一起，一时蔚为风潮，使得墨家集团声势浩大，像一支平民的救世队伍，纵横在列国之间。墨侠与儒士成为时代的显学，后世的侠义道与侠客行，就在官府之外，扶持人间正义，管尽天下不平事，就是「非命」这一价值论点的志业延伸。
孟子要「立命」
第三个紧接在后出场的是儒学的弘扬者孟子，孟子说他自己内心最大的愿望，就在师承孔子。他周游列国，当面批判两大最有权势的君王，梁惠王与齐宣王，一点也不退让的直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毫无保留的责求齐宣王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的阳刚性格完全展露无遗。功利离不开现实的拉引，价值层次不高，而仁义显发人性的高贵，才能成就光明正大的外王志业。而「王道」在「以德行仁」；「以力假仁」，已堕为「霸道」，王之所以不王，不是自己不能，而是自己不为。
对于天下君王的期许与责求，如此之高，对人世间每一个人的「命」，孟子也给出了「正命」与「立命」的价值论定。所谓「正命」，就在「尽其道而死者」，若是「桎梏死者」，就是「非正命也」。有生就有死，本是实然的现象，孟子将死生有命，提升到应然的价值，做更深一层的分判，尽其道则得其正，桎梏而死则不得其正。
此外，面对生死，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不在实然层次去讨论如何避开死亡的问题，转而在应然层次做一存在的抉择，要修养自身，尽其为人之道，让此生做一翻转，不是死亡来终结我的一生，而是我自身来挺立人活一生的尊严与荣耀。
从人间有缘而缘起不定来说，孟子教导我们要以「心」知言，知天下的大是大非，坚守理之所当然的本分，就可以在缘起不定中，去定住老是不定的缘；再从人物有命而天生命定来说，孟子指引我们要以「心」养气，以理之所当然的义做为养分，养成沛然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直下承担人间的道义，就可以在天生命定中，去运转看似已定的命。
孟子以「知言」与「养气」的修养工夫，一者「命」要得其「正」，二者「命」要有以「立」，而「正命」与「立命」的人文奋斗，就以理义为价值内涵，将「命」从实然的层次，升越至应然的层次，再从有限中活出无限。从孔子到孟子，从「知命」到「立命」，已由消极转向积极，充分反映出由春秋走向战国的重大变局。在天下理序已完全崩溃，亟需建构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让天下人可以在安身中立命。
庄子可「安命」
第四个是与孟子年代接近，将道家思想推向另一高峰的庄子出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是老子，他不说天生命定，而说天生本真，命定在此反而可以保有天真；他也不说缘起不定，而说缘起总在自然中，不定反而可以给出天生自然的自在空间。
庄子承老子之后，老子看重政治，讲无为而治；庄子回归人生，讲无用之用。而在人生问题的体会上，庄子反而贴近了孔子。孔子说：「死生有命」，庄子也说：「死生，命也。」孔子说：「斯人而斯疾，命矣夫！」庄子也在一段寓言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在饥寒交迫与病苦中问人生到了活不下去的困境，是谁逼出来的？不会是父母，也不可能是天地，那这一困境之所从来，只剩下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那就是「命」吧！
此外，他在〈人间世〉有一段重大的宣告：「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物活在人间，有两大难关等着我们，一是「子之爱亲」的「命」关，一是「臣之事君」的「义」关。自我的「命」关，难在「不可解于心」；天下的「义」关，难在「无适而非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爱亲之命，是与生俱来的，且从天下儿女的「心」生发认定的，当然不可解，认了自家心中的爱，等同认了身为人子的命。此既解不开，又何需解！事君之义，是在人间发生的，不论身在何处，国家权力总是无所不在，若未尽臣下当尽之义，天地再宽广，也无自家立身之地，当然无所逃。此既逃不了，又何必逃！直下承担就是了。
最后，庄子加上一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论身为人子的命，还是为人臣下的义，都没有选择的空间，你不能让它不发生，又对它无可奈何，也就把事君之义当做爱亲之命一起认了吧，把人间缘起不定的义视同人物天生命定般，打从心坎里一起认了吧！说「德之至」，意谓这是修养工夫的极致！庄子说是在心上做斋戒工夫（心斋），心知不起执着，人物的命与人间的义，都得到了释放，吾心就在爱亲与事君中「安」，那是不求安的安，放下了「不得已」的命，也解消「无奈何」的义，不求解也不用逃，那不安也安了！
这就是一代大哲庄子面对「命」与「义」之不安也可以安的大智慧。
荀子论「制天命」
第五位该请消化老庄又走离老庄，而另开新路的大儒荀子出场了。荀子「天行有常」的自然义，与心虚静以知道的认知义，都承自老庄，只是「天」失去其形上性格，落在阴阳气化中；而「心」之虚静，也不再是超越的观照，而落在平对的认知。故「天行有常」的现象自然，成了被治的对象，而「心」之虚静认知，成了能治的主体。此开展出诸子百家间仅见之以认知心建构礼义法度，而将天地万物与天下人民纳入体制中运作的客观思考。
老子「道法自然」，道不离它自己永远如此的理则，也就是它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如同孔子的「仁者安仁」，「仁」就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然」是生命的美好，说「自然」意谓「然」从自己来，这样的「然」才有必然性，「然」从外在来称之为「他然」，「然」落在外在的因缘条件中，终究落空，佛门就说是「缘起性空」。「缘起」依外缘而起现，就是「他然」。此所以老子认定天生自然就是真实而美好，后天人为在执着造作之下，本真失落而美好不再。
荀子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圣人以后起人为的「伪」，来化成天生本有的「性」，此起伪以化性，正与「天地生之，圣人成之」的「天生人成」两相唿应。且天生在「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成在「人有其治」，天时地财的现象自然，是被治的对象；人为的虚静知道，才是能治的主体。能治在「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故所谓「人治」，就是通过「伪起」之人为制作的礼法制度，来治理天下。
佛门说缘起，又从缘起说性空，仅是负面的消极观点；荀子说伪起，伪起正所以化性，已走向正面的积极观点。就「缘命之间」来看，人间有缘的后起人为，若通过人为制作，建构客观的体制规范，也可以安顿人物有命的天生命定，这或许是「有善缘的人可以扭转命」的当代新解。
荀子最后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物有命是天生而有，靠天职天功来生养；而家国天下的人间有缘，不能老在缘起不定中，而要伪起而制作礼义法度，来定住缘起不定的人间。故「人之命」在「天生」，「国之命」在「人成」。
他的弟子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韩非子有云：「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从非所学于人来看，智的心性与寿的气命，都是天生命定；不过韩非师从荀子，以心的虚静认知去建构法制，以治理万民，并将心的虚静转向术用，用以统御群臣。
所以，韩非子又说：「法术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二者皆由后起人为的「起伪」，制作法度，并运用治术，以富国强兵。其后通过秦皇李斯之手，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从事功来看，他似乎越过了他的老师，不过整个治国平天下的大方向，是他的老师开创出来的，不走孔孟老庄之主体修养以开发智慧的老路，而走出荀韩之客观体制以治理天下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