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关王安石的资料和泊船瓜洲的资料。
2 有关孟郊的资料和游子吟的资料。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作者】:王安石 【朝代】:北宋 【体裁】:七言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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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平声 ●仄声 ⊙可平可仄 △平韵 ▲仄韵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 ○○●●●⊙△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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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泊船:停船靠岸。
2. 瓜洲:在长江北岸,扬州市南,和京口相对。
3. 京口:在长江南岸,现在江苏省镇江市。
4. 钟山:现在南京紫金山。
5. 数重:几层。
6. 绿: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有“吹绿了”的意思。
7. 何时: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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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译】:
京口与瓜洲隔水相望,离南京也只有几层山路程。
春风又吹绿了大江南岸,明月啊,何时照我回还?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
家、文学家。
【赏析】:
��诗以“泊船瓜洲”为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几层山了,也不远了。次句“钟山只隔数层山”暗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句又写景,点出了时令已经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用得绝妙。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初上,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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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切感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这首七绝即景生情,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绘,表现了诗人此番出来做官的无奈和欲急切回归江宁的愿望。头两句记叙北上的行程。诗人前往京城,却偏偏回首江宁,表现不愿赴任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景写心,既有变法给自己带来的欣慰,也有及早功成身退的想法。
��诗人回首江南,大地一片翠绿,这固然是春风吹绿的,但是那葱绿的禾苗难道不是青苗法等变法措施产生的实效吗?但是官场是险象环生的,诗人望着这照着瓜洲渡口,也照着钟山的明月,发出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慨叹,诗人是想早点离开是是非非的官场,很有余韵。这首诗不仅借景抒情,情寓于景,而且叙事也富有情致,境界开阔,格调清新。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修辞上的锤炼。
孟郊 (751-814)
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贫困,曾游两湖、广西,无所遇合,屡试不第。46岁始中进士,50岁为溧阳尉。元和初,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孟郊专写古诗,现存诗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其中有的诗反映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疾苦,愤慨贫富不均,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有的写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作者偏激的心情。孟诗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苦炼,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唐人张为称他的诗“清奇僻苦主”,而苏轼则称“郊寒岛瘦”。后来论者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夏敬观、华忱之均著有其年谱。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掏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
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
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
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
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
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唐乐府·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注解】:
1、游子:出门远游的人。
2、意恐:担心。
3、寸草:比喻非常微小。
4、三春晖:喻指慈母之恩。三春,指春天的孟春、仲春、季春;晖,阳光;形容母爱如春天和煦的阳光。
【韵译】:
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
为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
临行她忙着缝得严严实实,
是担心孩子此去难得回归。
谁能说象小草的那点孝心,
可报答春晖般的慈母恩惠?
【评析】: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诗中亲切真淳地吟颂了伟大的人性美——母爱。
诗的开头两句,所写的人是母与子,所写的物是线与衣,然而却点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中间两句集中写慈母的动作和意态,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深笃之情。虽无言语,也无泪水,却充溢着爱的纯情,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最后两句是前四句的升华,以通俗形象的比喻,寄托赤子炽烈的情怀,对于春日般的母爱,小草似的儿女,怎能报答于万一呢?
全诗无华丽的词藻,亦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作者】:王安石 【朝代】:北宋 【体裁】:七言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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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平声 ●仄声 ⊙可平可仄 △平韵 ▲仄韵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 ○○●●●⊙△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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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泊船:停船靠岸。
2. 瓜洲:在长江北岸,扬州市南,和京口相对。
3. 京口:在长江南岸,现在江苏省镇江市。
4. 钟山:现在南京紫金山。
5. 数重:几层。
6. 绿: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有“吹绿了”的意思。
7. 何时: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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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译】:
京口与瓜洲隔水相望,离南京也只有几层山路程。
春风又吹绿了大江南岸,明月啊,何时照我回还?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
家、文学家。
【赏析】:
��诗以“泊船瓜洲”为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几层山了,也不远了。次句“钟山只隔数层山”暗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第三句又写景,点出了时令已经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用得绝妙。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初上,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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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切感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这首七绝即景生情,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绘,表现了诗人此番出来做官的无奈和欲急切回归江宁的愿望。头两句记叙北上的行程。诗人前往京城,却偏偏回首江宁,表现不愿赴任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景写心,既有变法给自己带来的欣慰,也有及早功成身退的想法。
��诗人回首江南,大地一片翠绿,这固然是春风吹绿的,但是那葱绿的禾苗难道不是青苗法等变法措施产生的实效吗?但是官场是险象环生的,诗人望着这照着瓜洲渡口,也照着钟山的明月,发出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慨叹,诗人是想早点离开是是非非的官场,很有余韵。这首诗不仅借景抒情,情寓于景,而且叙事也富有情致,境界开阔,格调清新。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修辞上的锤炼。
孟郊 (751-814)
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贫困,曾游两湖、广西,无所遇合,屡试不第。46岁始中进士,50岁为溧阳尉。元和初,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孟郊专写古诗,现存诗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其中有的诗反映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疾苦,愤慨贫富不均,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有的写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作者偏激的心情。孟诗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苦炼,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唐人张为称他的诗“清奇僻苦主”,而苏轼则称“郊寒岛瘦”。后来论者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夏敬观、华忱之均著有其年谱。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掏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
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
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
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
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
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唐乐府·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注解】:
1、游子:出门远游的人。
2、意恐:担心。
3、寸草:比喻非常微小。
4、三春晖:喻指慈母之恩。三春,指春天的孟春、仲春、季春;晖,阳光;形容母爱如春天和煦的阳光。
【韵译】:
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
为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
临行她忙着缝得严严实实,
是担心孩子此去难得回归。
谁能说象小草的那点孝心,
可报答春晖般的慈母恩惠?
【评析】: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诗中亲切真淳地吟颂了伟大的人性美——母爱。
诗的开头两句,所写的人是母与子,所写的物是线与衣,然而却点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中间两句集中写慈母的动作和意态,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深笃之情。虽无言语,也无泪水,却充溢着爱的纯情,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最后两句是前四句的升华,以通俗形象的比喻,寄托赤子炽烈的情怀,对于春日般的母爱,小草似的儿女,怎能报答于万一呢?
全诗无华丽的词藻,亦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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