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呢？ 请一个一个说明。 先谢了
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 ,朱熹,张栻,黄勉斋。
李宽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
韩愈(768—824)，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叔父云卿、兄韩会都是在李华、萧颖士的影响之下，倾向复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韩愈早年即以一个复古主义者自命。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就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系。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时，他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裴度等援救，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李士真
周敦颐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张栻
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 川）人。为南宋“中兴”贤相张浚之长子。以父荫补右承郎，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在朝曾充侍讲，后进直宝文阁。绍兴三十一年（1167）于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胡得之甚喜，为湖湘学派主要传人。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象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卒谥宣公。著有《南轩易说》、《孟子说》、《论语解》、《南轩文集》等。
湖湘学宗--张栻[font id=lb_spjj] [/font]
[font] 张栻（1133一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属今四川）人，后迁于衡阳。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集》。少时从胡五峰问程氏之学，五峰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其志。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黄宗羲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
黄勉斋
李宽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
韩愈(768—824)，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叔父云卿、兄韩会都是在李华、萧颖士的影响之下，倾向复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韩愈早年即以一个复古主义者自命。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就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系。先后做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时，他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裴度等援救，改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李士真
周敦颐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张栻
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 川）人。为南宋“中兴”贤相张浚之长子。以父荫补右承郎，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在朝曾充侍讲，后进直宝文阁。绍兴三十一年（1167）于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胡得之甚喜，为湖湘学派主要传人。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宋元学案》作者黄宗象称理学中“湖湘学最盛”。教育方面写有大量学记，提出办学的主张，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岂特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 道而济斯民也”。反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主张以儒家的政治伦理去教育和培养修齐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方。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子之礼，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仑之间，优游于弦歌诵读之际”。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反对学习上的好高骛远，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主张“学思并进”，在其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以此躬行实践，影响甚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卒谥宣公。著有《南轩易说》、《孟子说》、《论语解》、《南轩文集》等。
湖湘学宗--张栻[font id=lb_spjj] [/font]
[font] 张栻（1133一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属今四川）人，后迁于衡阳。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集》。少时从胡五峰问程氏之学，五峰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其志。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黄宗羲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
黄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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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3-04
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 ，朱熹，张栻，黄勉斋。
石鼓七贤：
石鼓七贤，明万历中（1587～1598）同祀石鼓书院七贤韩愈、周敦颐、李宽、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祠的合成。
历史背景：
据明代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清代《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衡州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知府何珣修复旧祠时，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万历十七年（1589），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奏请，增祀周敦颐，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人，遂改号七贤祠。
石鼓七贤：
石鼓七贤，明万历中（1587～1598）同祀石鼓书院七贤韩愈、周敦颐、李宽、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祠的合成。
历史背景：
据明代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清代《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衡州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知府何珣修复旧祠时，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万历十七年（1589），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奏请，增祀周敦颐，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人，遂改号七贤祠。
第2个回答 2007-10-12
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 ,朱熹,张栻,黄勉斋。石鼓书院历史上的比较有名的人物。
第3个回答 2007-10-23
他们是李士真、朱熹、黄勉斋、张式、李宽、韩愈、周敦颐
第4个回答 2007-10-23
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 ,朱熹,张栻,黄勉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