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其临死前举国托付给诸葛亮的行为被陈寿赞为古今之盛轨,后世众多文艺作品以刘备为主角。成都武侯祠有昭烈庙为之纪念。
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等活动,因为自身实力有限,刘备在诸侯混战过程中屡屡遭受失败,所以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个诸侯。
但因其始终坚持以德服人的行为准则,受到了海内外名士的尊敬,至有陶谦、刘表等放弃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基业,而是选择将自己的领地徐州、荆州让给刘备统领。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刘备于赤壁之战后,先后拿下荆州、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而后因为关羽被东吴所害,刘备不听群臣劝阻,执意发动对吴国的战争,结果兵败夷陵,最终于章武三年(223年)病逝于白帝城,终年六十三岁,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葬惠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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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虽有皇家的血脉,但却经历了家道中落、幼年丧父的人生悲剧,儿时为生活所迫便随母“贩履织席为业”,始尝人生的艰辛。这段为生活所迫的人生逆境磨砺了刘备的心志,也铸就了他与人为善的品格。
刘备母亲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尽管穷,也要送刘备读书。在刘备十五岁时,他与公孙瓒、刘德然师从著名学者九江太守卢植,少年刘备在为人处事及社会见识方面的不同凡响,令他的同宗刘德然的父亲大为赞赏。
当时刘德然的父亲每次给儿子学习费用时都要给刘备一份,俩人待遇相同,以至于德然之母少不了有些怨言,德然之父却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看来这位蜀汉先主在少年时代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便有过人之处。
卢植是一位文武双全很有学问的儒学学者,刘备投在他的门下自然长了不少见识。师从卢植读完书后,刘备有过一段失业的时光,他的家乡河北涿郡是一个四通八达、流动人口很多的地方,在这段时光里,青年刘备喜欢交游。
由于刘备得到过著名学者卢植的亲传亲授,获得了不少知识包括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把握,加之他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平易近人的精神气质,使得他的人缘极佳,许多青年人常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些青年人当中有怒诛地方恶霸而逃亡在外的关羽。
有为人豪爽、以屠宰为业而颇有资财的张飞,有为人幽默滑稽、善于辩论、性格耿直的简雍……“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中山的两位大商人张世平、苏双,常年做贩马的营生,资财已达千金,常往来于涿郡。二人初见刘备便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手很长,双手下垂能过膝盖,耳朵很大,言语不多,说话时语气平缓,并不容置疑地说出自己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再一深谈,更感觉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二人“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
由此可见,刘备的内在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让饱见世面的两位富商折服,所以毫不吝惜地给了刘备很多钱,以资助其图大事。从一些史料看,刘备就是用这两位富商的赞助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支私人武装,这支部队后来讨黄巾、南征北伐,成了刘备事业做大做强的原始力量。
建安五年(200年)七月,汝南黄巾军首领刘辟等叛归袁绍。袁绍使刘备领兵与刘辟寇略许都以南,关羽得知后从曹操处亡归至刘备处助之。曹操派遣曹仁来攻击刘备,刘备战不利于是回到袁绍处,想要离开袁绍,以连结刘表为由,带兵复到汝南,联合黄巾余党龚都,众有数千人,曹操派遣蔡阳前来攻打,被刘备所杀。
建安六年(201年),曹操亲自讨伐刘备,刘备往投刘表。刘表亲自到郊外迎接刘备,待以上宾之礼,遂屯于新野。荆州豪杰都前往归附刘备,引起刘表的猜疑,刘表暗里提防刘备。
建安七年(202年),刘表命刘备带军北上,到叶县,夏侯惇、于禁、李典率军抵挡。刘备伪退,设下伏兵,李典觉得有诈乃劝之,夏侯惇不听,被刘备打败,幸好李典及时赶来,刘备军力过少,知道相持下去占不到便宜,于是退军。
刘备在荆州数年,自觉老之将至而功业未建,遂有“髀肉之叹”。刘备向刘表提出趁曹操进攻乌桓时偷袭许都的建议,刘表没有采纳。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向刘备献上了《隆中对》。
刘表病重时,准备把荆州托付於刘备,并对刘备说:“我儿不才,荆州诸将又相继凋零。我死之后,就由你来摄政荆州。”刘备回答道:“您的诸位儿子当然是贤明的,请您安心养病。”有的人劝刘备应该听从刘表所言,备曰:“刘表待我不薄,如果我取代他的儿子,人们必定会认为,我待刘表甚薄,所以,我不忍心这么做。”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而此时刘表病死,刘表次子刘琮代立,遣使者投降曹操,刘备屯兵于樊城,不知道曹操军的突然到来,到了宛城才知道状况,随即率军离开,路经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打刘琮,可占据荆州,但刘备因和刘表同宗,不忍相夺。
刘备于城外喊刘琮,刘琮因为害怕不敢出来,刘琮的部下以及很多荆州士人投靠刘备,到当阳时,竟有十余万众,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刘备另派遣关羽乘船数百艘,让他和自己于江陵会合。有人劝说刘备:”现在应该迅速保住江陵,我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有士兵太少,若曹操来了,我们怎么阻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富有魅力 富于韬略
义薄云天——桃园结义,誓同生死;
尽忠汉室——韬光养晦,誓灭曹贼;
忍辱负重——忍辱吕布,深藏不露;
末路英雄——徐州失散,寄身袁绍;
刁买人心——刘备摔子,临终托孤;
求贤若渴——马跃澶溪,三顾茅庐;
问鼎三足——坐拥荆襄,称王汉中;
娶亲东吴——多亏孔明锦囊策,巧破周郎美人计;
血债血还——借得荆州永不还,折羽折飞自灭亡;
表里不一——虚言出兵助刘璋,真心谋取益州地;
经典评语:仁义其表,峥嵘其心。
《三国志·吴志·传》载周瑜上疏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同书《鲁肃传》又载鲁肃同样进说:“刘备天下‘枭雄’,与(曹)操有隙,寄寓于(刘)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周瑜、鲁肃是其时的杰出人物,当他们为画策时,认为刘备是一名“枭雄”,“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同书<蜀志)的<黄权传)也说:“(黄)权谏(刘璋)曰:‘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意在言外,与周瑜、鲁肃的看法相同。这里的“骁名”,《后汉书·刘焉传》作“枭名”,李贤注:“枭,即骁也。”“枭雄”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当然,如李贤注所说,“枭”、“骁”二字是通用的,有勇健之义,并非眨义词。问题在于,刘备被认为“枭雄”,是否可以作如此解释。
当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声讨的檄文中,其罪名为:“(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除忠害善,专为‘枭雄’。”这里根据的是《后汉书·袁绍传》。这篇檄文又收入《文选》卷四四陈孔璋(陈琳),仅“除忠害善”作“除灭忠正”,其他与同。对“枭雄”的解释,五臣注说:“(张)铣曰:‘枭,恶鸟也;雄,强也,言曹操如恶鸟之强也。”,Bp使不根据张铣的注解,从声讨曹操的檄文本身来看,显然,“枭雄”是一个严重的贬义词。檄文斥责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主要指曹操曾得袁绍大力支持,却反而企图消灭袁绍。这为人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用来正确解释当时为什么称刘备为“枭雄”。这里不妨举例宋考察这个问题。其一,当刘备在徐州为所逐,投奔曹操,不但得到重视,并有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是时,(曹操)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曹操认为,刘备与他才是当代“英雄”,甚至连割据河北的袁绍也不放在眼里。正当曹操如此称誉刘备之际,而在背后,刘备却正与车骑将军董承等人合谋,企图发动政变,除去曹操(《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其二,当割据益州的刘璋迎来刘备,“使讨张鲁”,但是,刘备却回军成都,迫使刘璋“开城出降”,自领益州牧(《三国志·蜀志·刘璋传》)。仅据这两个事例,如前引《文选》五臣注所说,“枭”是“恶鸟”,“枭雄”是“恶鸟之强”,刘备所以被看作“枭雄”,其正确解释应该如此。《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说过:“诸将谓(吕)布曰:‘(刘)备反覆难养,宜早图之。’”所谓“反覆难养”,指刘备生性反覆,难于驯养,如不早除,将遭反噬之祸,也应该是“枭雄”一词的最好注解。
在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曾流行过“英雄”一词。据刘劭《人物志》卷中的解释:“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概括起来,即是“文武茂异”,具有文武两方面的卓越才能。但是,当时对这个词的使用比较广泛,有的不尽符合这个标准。如前所说,刘备曾被曹操称为“英雄”,《三国志·魏志·传》注引《魏书》也说过,“(刘)备有英雄名”。实际上,刘备即不完全具备“英雄”的条件,仅是一般的泛称。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程昱认为“刘备有雄才”。再据同书《传》,贾诩在与的对话中,也说过同样的话。程昱、贾诩都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也是当时才华出众的人物,虽然时隔多年,他们对刘备所作的评价却如此一致,这不是偶然的。不但程昱、贾诩二人,曹操的另一重要谋士、英年早逝的郭嘉,据同书《郭嘉传》注引《傅子》:“(郭)嘉言于太祖(曹操)曰:‘(刘)备有雄才。”’说明看法同样如此。曹操手下这三个非同一般的智谋之士,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都强调刘备的“雄才”,即是在“文武茂异”两方面,仅具有“胆力过人”的“雄”,所缺少的是“聪明秀出”的“英”,因而,刘备并不是一名严格意义的“英雄”,从他一生经历来看正是如此。
表现在政治上,刘备属于“恶鸟之强”的“枭雄”,在军事上,刘备也不是特别突出的军事家。当作战之际,刘备尽管“亲当矢石”(《三国志·蜀志,黄权传》),但这仅是“胆力过人”的匹夫之勇。至于运筹帷幄,作为一军统帅来说,刘备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聪明秀出”的才能。曹操的谋士赵戬曾对刘备作过如下评论:“(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傅子》)孙权的大将陆逊也有过类似意见:“寻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三国志·吴志,陆逊传》)“拙于用兵”,“多败少成,’,这是来自曹操、孙权两方面对刘备所作的评语,是从刘备以往的战争经历得出来的。甚至在刘备的最后一战——吴蜀夷陵之战,当曹丕观察到刘备的战争部署时,曾加以轻视,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说:“初,帝(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曹丕不是军事家,仅由于在曹操身边多年,对军事有所知晓,战争的结果如曹丕所预料,刘备是以大败告终的。“拙于用兵”,“备不晓兵”,“每战则败”,“多败少成”,这不但是当时人们在军事上对刘备所作的评语,也是历史为刘备所作的结论。
所有这些,说明无论在政治或军事上,刘备都不是当时特别突出的人物,为什么在鼎足三分中,却可以成为一国之主?当然,刘备自有他的长处,如“甚得众心”即是其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同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刘备从荆州开始与的合作,因而,不是刘备开创了,而是此后诸葛亮开创了蜀国的历史。
在刘备统治下的徐州,矛盾继续存在,仅是矛盾双方的地位有所转化而已。以外部矛盾而论,威胁不再是来自北面的兖州,而是东面的淮南,即是说,这时对徐州虎视眈眈的是袁术,而不再是曹操。至于内部,这时徐州豪族势力已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原陶谦一方的力量仍然存在。因此,从内外两方面来看,徐州虽然经过这次变动,矛盾的日趋激化仍是必然的。
在袁绍支持下,刘备被当地豪族推戴为徐州牧,这一行动当然激怒了袁术。“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出身四世三公家族的袁术,对于刘备这个“卖履织席”的小人物,所吐露出的这种极端蔑视的语言,表达了当时的愤怒心情。一场不可避免的“争盟淮隅”的战争终于爆发,这是外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内部,刘备出任徐州牧这一行动,也必然导致原陶谦一方与当地豪族一方矛盾的激化。《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袁术来攻先主(刘备),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阴”,“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这一段记载虽较为简略,仍可看出,刘备所以失败,这是徐州内外矛盾同时激化的结果。对此,这里有详为分析的必要。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吕)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刘)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张飞)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吕布)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后汉书·吕布传》说:“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术欲引(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这里以吕布袭下邳出于袁术的勾引,与当时情势不合,且与袁术的书信矛盾,本文不采此说。)对勾结吕布,反对刘备的许耽、章诳、曹豹三人,这里有必要加以考察。中郎将许耽是丹阳人,与陶谦同乡,显然属于陶谦亲信,这里称之为“(刘)备中郎将”,指的是刘备一方,而不是属于刘备的。下邳守将曹豹本来是“陶谦故将”(见后),这时任下邳相,显然出于陶谦所任命;作为陶谦的“故将”,如上所说,曹豹曾奉命与刘备率军抵御过曹操。据上引《英雄记》,当曹豹被张飞所杀以后,守卫下邳西门的“丹阳兵”,知道吕布率军前来,“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并开城门迎接吕布军队,显然,这支“丹阳兵”即是曹豹的部曲。至于章诳,其人为许耽军中的司马,也应该属于陶谦亲信。许耽、曹豹、章诳三人应该都是“丹阳兵”的统率者。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即陶谦所赖以统治的“丹阳兵”,当徐州易牧之后,并未转到刘备手里,其统率者仍旧是陶谦的“故将”。许耽、曹豹等人以及“丹阳兵”的背叛,终于成为刘备在徐州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说:“(刘)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更有胜负。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比至下邳,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这段记载与上引《英雄记》可以相互补充。当与袁术激战之际,刘备所派与曹豹共守下邳要地的,却是张飞。尽管张飞“雄壮威猛”,仅是一员战将,对如何守卫下邳,以及如何处理与曹豹等人的矛盾,据《英雄记》所反映,是十分粗暴的。曹豹一方面凭借“丹阳兵”“坚营自守”,一方招引吕布。其后果是,张飞为吕布所大败,失守下邳,刘备回救“兵溃”,又为袁术所败,徐州终于落到吕布手里。
徐州的得与失,其间不过一年有余。但是,在刘备一生中,既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而“争盟淮隅”,又典型的反映了刘备的性格和才能(政治上和军事上)。首先,从依靠陶谦到取代陶谦的徐州牧高位,跻身于群雄之列,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刘备的“枭雄”性格,前面论述已多,这里不再重复。其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刘备与糜竺、陈登等豪族势力拉拢,虽然得以据有徐州,但是,刘备却被迫让许耽、曹豹等人继续身居高位,掌握兵权。再次,下邳是徐州州治,既是政治上也是军事上的要地,而任下邳相的,却是“陶谦故将”曹豹,作为刘备代表守卫下邳的又是张飞,如前所说,张飞对曹豹势如水火,必欲杀之而后快,终于导致徐州的丧失。在强敌压境的严峻时刻,为什么仍以“陶谦故将”曹豹担任下邳相的重任,又为什么以张飞这样粗暴的人物与曹豹共守下邳?答案只能是,尽管出于被迫,刘备政治和军事上都缺乏必要的才能,这不但不能缓和矛盾,相反,却促使矛盾迅速激化,造成最坏的恶果。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太祖(曹操)乃尽收复(兖州)诸城,击破(吕)布于巨野。布东奔刘备”,“备东击袁术,布袭取下邳。”当曹操收复兖州之后,吕布即投奔刘备,屯军于下邳之西(《资治通鉴》卷六二“布大喜引军水陆东下”胡三省注),因而得与许耽、曹豹等人合谋,乘机袭取下邳。对吕布其人,当时曹操曾评为“狼子野心,诚难久养”(《三国志·魏志·吕布传》),也是一个“枭雄”型的人物。刘备为什么将吕布收留在徐州,而屯驻之地即在下邳附近?在与袁术激战之际,又为什么对吕布不加提防?因此,吕布得以充当袭取下邳这样重要的角色,并进而据有徐州,这是刘备自己在给吕布制造时机,同样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必要才能的表现。
此后,从投降吕布到被吕布逐出徐州,刘备“争盟淮隅”的宏图从此落下帷幕,仅为后世探讨刘备的性格和才能,提供了典型事例。
作为“枭雄”的刘备后来终于取得荆、益两州,建立蜀国,这完全是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画。其间,关羽丧失荆州,以及刘备在夷陵之战的惨败,都是违背了这个策画中“结好孙权”的结果。至于三国鼎立的蜀国,更是诸葛亮所写的历史,与刘备完全无关。
当时益州是安定富庶的地区,诸葛亮《隆中对》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法正对刘备的“献策”说:“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法正传》)庞统游说刘备时也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门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号称“天府”的益州,除“殷富”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地具有自然地理上的特殊条件,即所谓“险塞”、“险阻”,四周群山环绕,外敌不易攻入。当然,刘备对此更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不但刘备,孙权及其大将周瑜、甘宁同样看中了益州。《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引《献帝春秋》说:“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刘)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曹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郡,诸葛亮拒南郡,备自住夷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也说:“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孙)权取蜀,故以咨(刘)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从刘备拒绝孙权取蜀的言词中可以看出,除益州的富强外,刘备也重视这个地区的“土地险阻”,“足以自守”。相对之下,如庞统对刘备的说词所指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三国志·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庞统是刘备入蜀的主要谋士,对此,刘备应该是首肯的。庞统所谓“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这是明显的对《隆中对)的挑战,不但显示了庞统与诸葛亮的分歧,更显示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分歧。
重视益州的“土地险阻”,所谓“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实际上这是刘备当时的心态。以“荒残”的荆州与“富强”的益州对比,以“用武之国”(《隆中对》语)的荆州,与“土地险阻”的益州对比,在刘备的天平上,益州是大大超过荆州的。既然“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因而刘备首肯庞统的策划,主要正是看中“足以自守”的益州,并拟步刘焉、刘璋父子后尘,在这里称王,甚至称帝,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如同前此王莽末年的公孙述。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刘备)已得益州,遣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曹操)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联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这条史料十分重要。由于刘备心目中荆州已处于次要地位,可以将荆州给与孙权,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即须在刘备取得凉州之后。所谓“须得凉州”,从地理条件来看,益州与凉州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作为蜀地咽喉的汉中与凉州接壤,可以直接威胁汉中,进而更可以威协益州。凉州尚未到手,孙权即派吕蒙袭取长沙等三郡,刘备当然不惜以兵戎相见。待曹操定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权衡轻重,刘备思想中,益州安危当然远超过荆州,重新划定荆州的势力范围,与孙权“联和”,必然提上日程。对此,刘备与诸葛亮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
一旦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之后,刘备志满意得,即自称汉中王。据《三国志·蜀志·刘备传》所载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的表,仅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汉中王“为国”不包括荆州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呢?是不是荆州将给与孙权,这三郡已无足轻重呢?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即是说,刘备准备放弃荆州,在益州“自守”。自从庞统提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继而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隆中对》所提“跨有荆益”的策划,早被刘备置诸脑后了。这是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大的分歧。
既然荆州已无足轻重,为什么被孙权袭取、关羽被杀之后,刘备却大举出蜀发动夷陵之战呢?对这次行动,如果仅从政治军事方面着眼,将十分难于理解。但是,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内心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某一时期的个人心态。如果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刘备为什么挑起夷陵之战,则是可以理解的。
刘备发动这次战争,蜀中群起反对。《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先主(刘备)既称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在谏阻的“群臣”中,包括追随刘备多年的赵云在内。同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说:“孙权袭荆州,先主(刘备)大怒,欲讨权。(赵)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
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遂东征。”赵云所谏,从政治上说“不应置魏,先与吴战”,从军事上说更“兵势一交,不得卒解”,显然赵云反对东征孙权的战争。“群臣多谏”的具体内容不详,仅同书《秦宓传》说:“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总之,群臣都是从政治、军事上考虑反对与孙吴作战的。对这些谏阻,为什么刘备不听,仍一意孤行?因而这里有必要不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而从另一角度加以考察。
劝说放弃荆州的,如前所说,出于庞统的献策,为刘备所采纳。此外,刘备内心深处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章太炎曾说过:“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检论·思葛》)这很有见地。对镇守荆州的关羽,刘备极不放心,而关羽对刘备也心怀不满,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如章太炎所说,假手吴人将关羽除掉,应该是刘备所思考的问题。关于此点,已另有评论,可参看。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诸葛)亮叹曰:‘法孝直(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对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如果说诸葛亮不加谏阻,这是不可能的,其谏阻之词也应该仅是从政治、军事上着眼,与赵云相同。从所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诸葛亮认为,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远超过自己之上。法正背叛刘璋来归,刘备得以取蜀,因而获得高度信任,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必然有其另外一面,即法正洞晓刘备的心态和隐情,敢于在刘备面前说他人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
刘备对荆州之失,尤其是对关羽之死负有责任,但为了掩盖,有必要故作姿态,打出“以复关羽之耻”的旗号,显然这是在欲盖弥彰,也为当时所了解,前引赵云的谏阻之词即仅从政治、军事的利害方面立论,不及触及所谓为关羽复仇的问题,当然不为刘备采纳。从刘备的心态来说,人们愈是不愿说“以复关羽之耻”,他愈要显示他与关羽之间“恩若兄弟”的情谊;反之,如果有人顺应刘备心态,指责关羽之过,再转而陈说伐吴的利害,刘备是可能自行转弯的,法正即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人物。首先,法正是中途投奔刘备的,不像诸葛亮或赵云那样很早即与刘备结合,并深悉关羽的功绩。其次,法正本来是见利忘义,而且如《法正传》所说,更是“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的残酷无情的人物,对刘备有意除灭关羽,不可能如诸葛亮、赵云那样耿耿于怀。最后则是,法正是当时唯一敢于在刘备面说私房话的人。诸葛亮所叹息的“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原因很可能即在这里。
参考资料: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详见刘备经典的“几哭”,还有“摔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