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根据：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韩非子》篇和《尉缭子》做如下分析。
历代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的暴政和苛法与韩非子、商鞅的法家思想是分不开的。并且总结法家的思想为：“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以至于秦始皇派蒙恬、王离领万秦军北击匈奴置九原郡，大修长城和秦直道；命仁嚣、赵陀领万秦军南平岭南置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发万刑徒修建秦陵和阿房宫，使得百姓深受暴政、苛法之苦。
但是本人认为秦始皇是完全按照法家思想治国的论断实在有所牵强，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韩非在《主道》、《解老》、《喻老》中阐述什么是明主？明主就是主道者，君主不应该有所嗜好。如果君主有嗜好并且表现出来就会被身边的重臣（重臣即权臣）利用，按照君主的嗜好献媚，以博得君主的信任，结党营私，祸害国家，而君主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次，韩非认为：君主不能有过多的欲望，有欲望就会生乱，韩非阐述当年商纣王因为想使用一双象牙筷子，导致手下的大臣非常担忧，有了象牙筷子就想吃熊掌虎肉，吃了熊掌虎肉就住不惯茅草房子。由于纣王一时的欲望，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最后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秦始皇的做法也类似与纣，穷及天下人力和财力为了自己的私欲大修秦陵和阿房宫。因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并非韩非所说的主道者，并非法家所谓的明主。
第二：韩非在《爱臣》、《备内》、《八奸》、《奸劫弑臣》、《十过》中阐述了君主所要掌握的权术——帝王之术，即君主不能过分信任身边太有功绩的大臣，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家人，重臣可能会勾结君主的内亲策划谋害君主，朋党谋私。而秦始皇这点也不符合法家的思想，由于秦始皇晚年过于信任左丞相李斯、中车辅令赵高和次子胡亥。在始皇驾崩后，三人谋划实施了沙丘之变，篡改始皇帝的遗诏，做假诏书赐死太子扶苏，灭蒙恬三族。秦二世胡亥执政后每天荒废朝政，郎中令赵高由借机陷害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劫和御史大夫冯去疾。冯劫、冯去疾父子在狱中自杀，李斯屈打成招被灭三族，腰斩于咸阳街市。此后赵高做中丞相，派人逼死胡亥。最终导致秦朝只有延续了短短年。如果导致秦朝年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秦始皇的暴政和苛法，那秦始皇过于信任赵高、胡亥和李斯就是导致灭亡的直接原因。因此秦始皇没有做到法家的权术。
第三：商鞅变法制定的秦律重视的是赏罚并重，韩非阐述为：“赏善不遗匹夫，罚过不避大臣，”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 奸劫弑臣》的原则。《韩非子两柄》中阐述，法度包括赏和罚，二者不可偏废。《韩非子 饰邪》中韩非反对赏罚无度：“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而秦始皇统一后，对本已比较苛刻的秦律增加了诸如“妖言令”等更为苛刻的法律，实质为文字狱。这点也与韩非主张的思想截然相反。
第四：韩非在《饰邪》明确指出占星术等鬼神之说是不可信的。因此法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信鬼神。而秦始皇晚年却听信方士的话，去找长生不老药。更有甚者，这些方士中一个叫卢生的找不到药，却拿回来了一个龟壳，上面刻有：“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就凭此发兵攻打匈奴，与法家倡导的唯物主义截然相反。
对“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的解释也有问题：根据《尉缭子》——秦王政时期尉缭所著秦国兵书，军法。同伍同什中，有将或兵战死，同伍同什的士兵和将军都要一起受罚，由此可以体现秦军的作战思想是要在最大限度打击敌人的情况下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因此“战时用其死”中的“死”应理解为拼死作战，而不是将士兵当作牺牲品。
先秦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法、术、势。法即法度，在采用族刑、连坐法等刑法的同时也强调重赏，并且以赏罚分明作为法度的基本原则。权术是帝王之术，即君主用来防范身边的重臣结党营私，以权谋私，来危害国家，危害君主。
历代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的暴政和苛法与韩非子、商鞅的法家思想是分不开的。并且总结法家的思想为：“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以至于秦始皇派蒙恬、王离领万秦军北击匈奴置九原郡，大修长城和秦直道；命仁嚣、赵陀领万秦军南平岭南置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发万刑徒修建秦陵和阿房宫，使得百姓深受暴政、苛法之苦。
但是本人认为秦始皇是完全按照法家思想治国的论断实在有所牵强，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韩非在《主道》、《解老》、《喻老》中阐述什么是明主？明主就是主道者，君主不应该有所嗜好。如果君主有嗜好并且表现出来就会被身边的重臣（重臣即权臣）利用，按照君主的嗜好献媚，以博得君主的信任，结党营私，祸害国家，而君主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次，韩非认为：君主不能有过多的欲望，有欲望就会生乱，韩非阐述当年商纣王因为想使用一双象牙筷子，导致手下的大臣非常担忧，有了象牙筷子就想吃熊掌虎肉，吃了熊掌虎肉就住不惯茅草房子。由于纣王一时的欲望，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最后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秦始皇的做法也类似与纣，穷及天下人力和财力为了自己的私欲大修秦陵和阿房宫。因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并非韩非所说的主道者，并非法家所谓的明主。
第二：韩非在《爱臣》、《备内》、《八奸》、《奸劫弑臣》、《十过》中阐述了君主所要掌握的权术——帝王之术，即君主不能过分信任身边太有功绩的大臣，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家人，重臣可能会勾结君主的内亲策划谋害君主，朋党谋私。而秦始皇这点也不符合法家的思想，由于秦始皇晚年过于信任左丞相李斯、中车辅令赵高和次子胡亥。在始皇驾崩后，三人谋划实施了沙丘之变，篡改始皇帝的遗诏，做假诏书赐死太子扶苏，灭蒙恬三族。秦二世胡亥执政后每天荒废朝政，郎中令赵高由借机陷害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劫和御史大夫冯去疾。冯劫、冯去疾父子在狱中自杀，李斯屈打成招被灭三族，腰斩于咸阳街市。此后赵高做中丞相，派人逼死胡亥。最终导致秦朝只有延续了短短年。如果导致秦朝年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秦始皇的暴政和苛法，那秦始皇过于信任赵高、胡亥和李斯就是导致灭亡的直接原因。因此秦始皇没有做到法家的权术。
第三：商鞅变法制定的秦律重视的是赏罚并重，韩非阐述为：“赏善不遗匹夫，罚过不避大臣，”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 奸劫弑臣》的原则。《韩非子两柄》中阐述，法度包括赏和罚，二者不可偏废。《韩非子 饰邪》中韩非反对赏罚无度：“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而秦始皇统一后，对本已比较苛刻的秦律增加了诸如“妖言令”等更为苛刻的法律，实质为文字狱。这点也与韩非主张的思想截然相反。
第四：韩非在《饰邪》明确指出占星术等鬼神之说是不可信的。因此法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信鬼神。而秦始皇晚年却听信方士的话，去找长生不老药。更有甚者，这些方士中一个叫卢生的找不到药，却拿回来了一个龟壳，上面刻有：“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就凭此发兵攻打匈奴，与法家倡导的唯物主义截然相反。
对“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的解释也有问题：根据《尉缭子》——秦王政时期尉缭所著秦国兵书，军法。同伍同什中，有将或兵战死，同伍同什的士兵和将军都要一起受罚，由此可以体现秦军的作战思想是要在最大限度打击敌人的情况下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因此“战时用其死”中的“死”应理解为拼死作战，而不是将士兵当作牺牲品。
先秦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法、术、势。法即法度，在采用族刑、连坐法等刑法的同时也强调重赏，并且以赏罚分明作为法度的基本原则。权术是帝王之术，即君主用来防范身边的重臣结党营私，以权谋私，来危害国家，危害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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