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同是开国皇帝,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相对来说宽容大度,能善待功勋。然而他中晚年却导演了一幕幕暴行,这是因为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怪,进而导致了人格的扭曲,这一点史家基本达成共识。终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轨道是由卑贱走向富贵,而其心路历程却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猜忌臣子变得神经质
早年朱元璋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他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朱元璋的梦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将20多个孩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并具兵权。但他十分担心开国功臣们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对他们欲尽除之而后快。由于这些“心魔”的作用,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格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
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朱元璋先是诛杀大将蓝玉,累及一万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达食他所赐蒸鹅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杀身亡,又诬廖永忠偷穿龙袍下狱致死,连赋闲在家的冯胜也难逃死亡厄运。在短短的三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铲除。对此,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铲除功臣的步伐。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现了人格分裂,给人感觉判若两人,突出表现为由仁君变成了暴君。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轶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情报机关,使特务遍布全国,监视大臣们生活细节,以便随时肃清他想铲除的臣子。朱元璋热衷于屠杀臣民,这是减轻他心理压力的一种病态做法。这一做法给明朝的官制带来许多前所未闻的怪事,如带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场等,使得大小官员都生活在高度恐惧中。这使朱元璋迅速变成一个极为孤独的人,无人敢向他直言,身边亲人亦然。
史书记载,朱元璋时常夜不成眠,披衣观天象,忧心天下四方的局势变化。久而久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决策上日显强迫性怀疑妄想,并刚愎自用。
妒嫉有学问的人
朱元璋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来跟他讲,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从此以后他的疑心变得更加严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因为朱元璋是皇帝,操纵生杀大权,这就不仅仅是疑虑和猜忌的问题,加上他偏执的性格,结果就变得非常可怕。
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元朝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猜忌臣子变得神经质
早年朱元璋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他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朱元璋的梦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将20多个孩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并具兵权。但他十分担心开国功臣们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对他们欲尽除之而后快。由于这些“心魔”的作用,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格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
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朱元璋先是诛杀大将蓝玉,累及一万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达食他所赐蒸鹅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杀身亡,又诬廖永忠偷穿龙袍下狱致死,连赋闲在家的冯胜也难逃死亡厄运。在短短的三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铲除。对此,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铲除功臣的步伐。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现了人格分裂,给人感觉判若两人,突出表现为由仁君变成了暴君。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轶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情报机关,使特务遍布全国,监视大臣们生活细节,以便随时肃清他想铲除的臣子。朱元璋热衷于屠杀臣民,这是减轻他心理压力的一种病态做法。这一做法给明朝的官制带来许多前所未闻的怪事,如带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场等,使得大小官员都生活在高度恐惧中。这使朱元璋迅速变成一个极为孤独的人,无人敢向他直言,身边亲人亦然。
史书记载,朱元璋时常夜不成眠,披衣观天象,忧心天下四方的局势变化。久而久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决策上日显强迫性怀疑妄想,并刚愎自用。
妒嫉有学问的人
朱元璋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来跟他讲,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从此以后他的疑心变得更加严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因为朱元璋是皇帝,操纵生杀大权,这就不仅仅是疑虑和猜忌的问题,加上他偏执的性格,结果就变得非常可怕。
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元朝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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