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古代科举普及以后，读书就成了古人能够改变人生的一条新出路。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当官不仅能获得权利和财富，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过到了清朝，官员的待遇就没那么乐观了，有些小官员非常清贫，甚至每天只能吃馒头度日，生活十分困苦。为什么清朝的官员会这么穷呢？这也跟当时清朝推行的薪俸机制有关，国库收入非常吃紧，官员自然也是过不上好日子。
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疏康熙大谈京官工资待遇太低，并抱怨这点工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没有被康熙采纳，原因是国库没钱。
雍正继位后，采取了耗羡归公，并改革了薪俸机制，增加养廉银，却基本针对地方总督等高级官员。与外官相比，京官工资收入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总体上却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如六部堂官给恩俸但是凡部院衙门中的额外官员，以及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如此对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义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变。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做京官时，常常是揭不开锅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李慈铭日记》
李慈铭的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甚至因为穷困导致一些京官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而人有菜色。许多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嘲弄的对象，当时就有四句打油诗对此进行调侃：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虽然穷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为翰林京官却宁可饿死，也要摆出排场。出行要坐轿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来往送更是不能少，但是随着日渐开销不起，求借无门时，就只能进行逐渐裁撤，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这样的场景：先载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不光如此，
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游，听戏、宴饮等等，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在2000多元钱，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杯水车薪，微不足道。《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锡彬是河北人，因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既然这么穷困，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钱，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来送各种敬，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希望能施舍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一旦确认，马上奔走相告，趋之若鹜，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记载：京官去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为了缺钱发愁，甚至因为穷，被手下人炒了鱿鱼，气的曾国藩作诗对此怒则一番却无可奈何。
道光二十一年，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借债逐渐达到1000多两，长期的经济压力下，甚至在做梦时，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得钱的羡慕：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利之心。《曾国藩日记》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这实在令人感到歔欷。
与李慈铭和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晚清最穷最惨的京官就要属刘光第。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用篱笆围起来，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己教，如果来了客人，只能零卖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客人。刘光第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刘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由于为官廉洁，不贪不占，家里缺钱时候，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体相当，但是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又再次受到这种冲击，可谓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败问题是，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马上咸鱼翻身，甚至变本加厉进行贪污搜刮，以报此前的穷仇。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镛心得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镛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在历史大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进行历史借鉴。
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疏康熙大谈京官工资待遇太低，并抱怨这点工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没有被康熙采纳，原因是国库没钱。
雍正继位后，采取了耗羡归公，并改革了薪俸机制，增加养廉银，却基本针对地方总督等高级官员。与外官相比，京官工资收入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总体上却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如六部堂官给恩俸但是凡部院衙门中的额外官员，以及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如此对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义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变。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做京官时，常常是揭不开锅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李慈铭日记》
李慈铭的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甚至因为穷困导致一些京官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而人有菜色。许多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嘲弄的对象，当时就有四句打油诗对此进行调侃：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虽然穷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为翰林京官却宁可饿死，也要摆出排场。出行要坐轿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来往送更是不能少，但是随着日渐开销不起，求借无门时，就只能进行逐渐裁撤，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这样的场景：先载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不光如此，
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游，听戏、宴饮等等，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在2000多元钱，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杯水车薪，微不足道。《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锡彬是河北人，因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既然这么穷困，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钱，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来送各种敬，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希望能施舍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一旦确认，马上奔走相告，趋之若鹜，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记载：京官去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为了缺钱发愁，甚至因为穷，被手下人炒了鱿鱼，气的曾国藩作诗对此怒则一番却无可奈何。
道光二十一年，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借债逐渐达到1000多两，长期的经济压力下，甚至在做梦时，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得钱的羡慕：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利之心。《曾国藩日记》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这实在令人感到歔欷。
与李慈铭和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晚清最穷最惨的京官就要属刘光第。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用篱笆围起来，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己教，如果来了客人，只能零卖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客人。刘光第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刘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由于为官廉洁，不贪不占，家里缺钱时候，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体相当，但是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又再次受到这种冲击，可谓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败问题是，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马上咸鱼翻身，甚至变本加厉进行贪污搜刮，以报此前的穷仇。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镛心得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镛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在历史大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进行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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