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徽宗之所以没出息,那是因为他身为皇帝,却处处把自己看成一个词人、一个文雅之士,对于繁杂的国事一概不理,一门心思地钻在他文学帝国里。
可宋钦宗是否没出息,那其实很值得商榷,毕竟当他从老爸手里接过大宋这个烂摊子时,金军已经打到开封城下了,他最后的被俘更多是因为形势所迫,而“非战之罪”。
一、宋徽宗赵佶,总的来说他并不是个暴君、也不是个昏君
当年短命的宋哲宗驾崩后,宰相章惇提议要立哲宗弟弟赵似或者赵佖为帝,可当时垂帘的向太后却以赵佖眼睛不好,主张立神宗次子赵佶为帝,得到了知枢密院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的支持,章惇无言以对,“轻佻”的端王赵佶就这样被推上了大宋帝位。
向太后此举主要是因为和章惇的执政理念不同,章惇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改革派,他坚定地执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执政时恢复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被废的法令,罢免司马光掌权后招进朝廷的守旧派官员,并对司马光进行政治清算,就连章惇的好友苏轼,就因政见不合而被送回乡下养老了,这对支持守旧派的向太后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且强大的政治对手。
章惇所建议的赵似、赵佖等人,在守旧派等人的眼中,自然都会认为这是章惇为了继续行驶改革而立的改革派帝王,所以他们要坚决反对,立了没什么政治属性的端王赵佶为帝。可谁曾想,这一因为新旧党争而引发的帝位之争,最后活活地葬送了整个北宋江山。
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刚开始执政的宋徽宗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向太后去世后开始重用改革派的蔡京,把守旧派官员韩忠彦和曾布都给罢免了,这两人一个是向太后留给赵佶的辅政大臣,一个是赵佶继承帝位的有力后盾,而蔡京更是王安石认为的三位可以继承自己遗志的人之一(其余两位为王元泽和吕惠卿),在被任命为右仆射之时,赵佶就曾向他请教改革的方法,可见赵佶对改革的力度和决心。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二年正月,进左仆射。
在赵佶的支持下,蔡京将改革的目标指向了大官僚和地主阶层,给北宋江山攒下了不少财富,可也就是因为这财富,让不懂“居安思危”的赵佶、蔡京等人日益骄满,在对政事上昏招迭出,加上蔡京以公肥私,官僚、地主、百姓的利益都祸害了遍,北宋大地上开始爆发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以及方腊,历史上都是集中在宋徽宗执政中期爆发的。总的来说,宋徽宗执政初期的功绩可以总结为:
- 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并下达了不少的惠民政策,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制度囊括了百姓生老病死等环节,是真的达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并且兴办学校,对北宋教育事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任用童贯在对西夏战事中取得了非凡的战绩,收复四州、臣服西夏、稳定西北战局,对内一年就平定规模浩大的方腊起义,维稳了北宋内部。可是在之后的合金攻辽的战事中,被辽朝最后的名臣耶律大石击败,也让金军看到了宋朝军事的弱点;在人称“无能”的宋徽宗治下,北宋经济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超过一亿,税收达到每年一亿贯,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推算:北宋徽宗时期的人均GDP高达六百美元,这一水平就连公认北宋最强时的太祖太宗朝都追不上。
北宋最后亡于金国,最主要还是因为童贯、蔡京等人的好大喜功,他们怂恿宋徽宗接纳辽降将张觉的投降,本来这人是投降了金国的,他的军队和地盘在名义上都是金国的,可此人属辽籍汉人,对宋朝的感情要比金朝高,所以他上表朝廷,表示愿意以四州之地投降宋朝。
此举原先受到了宋徽宗的否决,可在蔡京、童贯的撺掇下还是欣然接受了,最后惹恼了金朝,引得金军南下才至于亡国。这一情况就和战国秦、赵因为韩国上党之争而爆发的长平之战类似,主要还是最高领导者的问题,但就此来说宋徽宗毫无出息,那也是过于片面的。
二、相比于最后禅让避祸的宋徽宗,宋钦宗赵桓从一开始就不愿做这个皇帝
赵桓对皇位有着天生的抗性:
- 此时金军已即将兵临开封城下,父亲赵佶为了避祸,自己跑龙德宫做了道君皇帝,把一个烂摊子全部扔给自己;江山不是赵桓搞乱的,金军不是赵桓引来的,可现在却要他一力承担,罪魁晚上们要么隐居避世,要么身居高位,弄权乱政,赵桓不是圣人,也自认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金军到了相州后,道君皇帝甚至拔腿就跑,完全不顾儿子和江山,那当时也才二十五六的、自幼长于深宫之中、政事、军事一团乱麻,不知道谁能辅助,谁奸谁忠的赵桓,又该如何保家卫国呢?
所以从一开始,赵桓就十分抗拒那件黄袍,多次请辞父亲要他继位的旨意,是宋徽宗先斩后奏,先下诏由赵桓继位,然后自称道君皇帝,直接冲入太子宫中为他亲手披上龙袍,把他推到风口浪尖处,赵桓这时候也只能现实,尽自己所能挽救祖宗基业了。
- 首先大赦天下,拿出宫廷财物奖赏诸军;其次捉拿蔡京、童贯等六贼,处死童贯、蔡攸,罢免蔡京,最后蔡京死于流放途中。赵桓违背宋朝“不杀士大夫”的铁令,除了是为了抚慰当时的民心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自己的雷厉风行,给各路军队加强士气;任命主战派李纲协助保卫开封城,并打算御驾亲征,可被劝了下来。
在赵桓的各种努力下,北宋爆发出了他最后的硬气,金人兵临开封城下之时,李纲守卫宣泽门,斩首一百多金兵,通津门、景阳门两战,李纲再斩首数千金兵,完颜宗翰都已经派人来议和了。如果不是赵桓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靖康之耻或许真的不会发生。
李纲守城有余、进攻不足,在战事白热化的阶段,宋军曾经有一次袭击金军大营的军事行动,可惜不成功,而且金军强大,宋军除了李纲外其余各路都败于其手,赵桓毕竟还是个没有经验的执政者,刚一上台就遇到这么大的情况,他自己也怕了,所以在金兵打算议和之时就罢免李纲,起用主降派的李师彦等人,而到了金军来攻时又再起用李纲,这样来来往往,使得宋军始终无法在守城战中消灭金军的有生力量,才给了金军多次卷土重来的机会。
总结:宋徽宗赵佶不是一开始就耽于享乐的,同样宋钦宗赵桓也不是一出娘胎就习惯投降的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赵佶上台之初,国家已经因为新旧之争而日益颓废,赵构深深明白这一点,为此不惜在新旧派系之间和稀泥,甚至到最后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边,打压守旧派,把北宋又拖了正轨,这是典型的“生于忧患”。
可到执政中后期,国家承平日久,赵佶本人又重文学过于国事,在蔡京、童贯等人的隐瞒下,将国事交于他们管理,自己潜心于文化事业,想着做一个文治武功的皇帝,这点比起安心房事的唐玄宗来或许要好上数倍,这两人都是让国家由盛转衰的直接负责人,只是唐玄宗有儿子李亨、大将郭子仪来给他救火,而赵桓和李纲却不能做到君臣相知,最后一把金火把北宋给烧了精光,徽钦北狩,死于异国,让史书给狠狠地记上了一笔。
至于赵桓那就更无辜了,他在位仅一年,完全就是被父亲强行推上救火的,他能力、经验不足又得日夜担惊受怕,作为一个消防员是很不合格的,但赵桓却足以做一个太平治世的皇帝,在位期间,“声技音乐一无所好”,没有失德之处,甚至差点就逼退金兵,这点比起他那遇事就跑的父亲要好多数十倍,可惜“乱事已成,无可救药”,赵桓对此不应该负上全责。